1955年，主席从上将名单中勾掉王建安，其原因竟然是王建安曾和陈毅吵过一架。   1955年全军首次大授衔，王建安的名字本在拟授上将名单之列，最终却被暂时勾掉，直到1956年才单独补授。   坊间一直流传，这事是因为他曾和陈毅吵过一架，惹得主席不满，可深挖历史细节才知道，所谓吵架致失衔只是片面传言，背后藏着更复杂的政治考量与纪律争议，绝非单一矛盾能决定。   王建安本是妥妥的上将资历，从土地革命一路打到抗美援朝，战功赫赫。   解放战争时期，他已是三野的兵团级指挥官，军政双全，1952年军队评级时更是被定为正兵团级，完全符合上将军衔的授予标准。   按常理，这样的资历在授衔时绝不会被遗漏，可他偏偏成了唯一一位首批缺席、次年补授的上将，这也让各种猜测应运而生。   流传最广的吵架说法，其实源于华野内部的指挥分歧，抗战胜利后，陈毅到山东主持大局，麾下聚集了不少原山东八路军系统的将领，王建安便是其中之一。   由于彼此出身不同部队，共事时间不长，在作战指挥上难免有不同意见，鲁南战役时，王建安就有过自行其是的举动，没经过上级同意就调动老部队，连陈毅都难以约束。   这种不服从统一指挥的行为，更像是纪律层面的争议，而非私人恩怨式的吵架，却被后来传成了两人结怨的根源。   真正让王建安授衔受阻的，是当时的政治环境与他自身的态度，1954年高饶事件爆发后，中央要求相关人员主动揭发批判，而王建安与饶漱石私交颇厚，面对组织要求始终保持沉默，没有按规定表态。   这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被解读为立场有问题，华东军区在陈毅主持的会议上，对他提出了严厉批判，甚至将其评级从正兵团级降为副兵团级。   授衔最看重政治立场，这一变动直接影响了他1955年的授衔资格。   主席即便对王建安有过评价，也绝不会因一次分歧就否定其全部功绩，有记载显示，洛阳战役后王建安赴任途中拜见主席，当时主席安排他回山东兵团担任副司令员，辅佐许世友，王建安当即表示服从指挥，毫无怨言，主席对此十分满意，也很信任他的军事能力。   以主席的胸怀，绝不会因工作上的分歧就意气用事，所谓勾掉名单是因吵架的说法，显然站不住脚。   王建安的性格也让他在仕途上多了些阻碍，他为人刚直，不擅圆滑处世，更不会主动迎合组织要求做自我批评。   被批判后，他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没有刻意缓和与组织的关系，这种强硬姿态让他在授衔这件事上被冷处理。   反观其他受高饶事件影响的将领，大多主动检讨，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安排，唯有王建安因拒不低头，错过了首批授衔。   不过组织也并未彻底否定他的功绩，考虑到王建安过往的战功与资历，完全不授予上将军衔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在罗荣桓元帅的调解下，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后，组织最终在1956年为他单独补授上将军衔，既体现了对其功绩的认可，也兼顾了当时的政治原则。   这场授衔风波，也折射出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复杂考量，军衔授予从来不是单纯看战功资历，政治立场、组织纪律都是重要指标。   王建安的经历，既不是因为一次吵架的私人恩怨，也不是单纯的功绩问题，而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   坊间的传言之所以流传甚广，不过是因为人们更愿意相信简单的恩怨故事，却忽略了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   王建安本人对授衔这件事始终淡然处之，从不向家人提及过往争议，一生勤勤恳恳，即便后来只担任大军区副职，也始终恪尽职守。   直到去世后，他还将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用一生践行了革命战士的初心。   那些关于他授衔的猜测与传言，终究抵不过历史的真相，也掩盖不了他为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   参考资料：祖国网《“迟到”的开国上将:去世后遗体贡献给了我国医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