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开着租来的SUV往川西跑，导航突然一卡，轮胎“砰”一声炸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手机信号只剩一格，我蹲在滚烫的柏油路边，汗珠子顺着下巴滴在轮胎上——连千斤顶都不会用。我正发愁要不要徒步两公里去拦车，远处土坡上晃下来个人，戴顶破草帽，手里拎个铁皮桶，身后跟着几只嗡嗡乱飞的蜜蜂。他走近了我才看清，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晒得像老树皮，裤脚卷到小腿，沾满泥点子。“爆胎了？”他嗓音沙哑，没等我回答，直接蹲下来看了一眼，“备胎有吧？”我点点头，手忙脚乱翻后备箱。他二话不说接过工具，动作利索得不像个养蜂的。三下五除二卸螺丝、换胎、拧紧，全程没抬头，就说了句：“你这车胎早该换了，纹都磨平了。”我递烟给他，他摆摆手，从兜里掏出个旧铝水壶喝了一口。我闲聊问：“叔，您在这儿养蜂多久了？”“快二十年了。”他擦了擦嘴，眼神有点飘，“以前在部队，后来退伍了，不想回老家，就找个没人吵的地方安顿下来。”我心里咯噔一下。我爸也当过兵，守过云南边境，九十年代初退的役。我随口提了一句：“巧了，我爸也是边防兵，姓陈，在金平待过。”他猛地转头看我，手里的水壶差点掉地上。“陈国栋？”他声音抖了一下。我愣住：“您怎么知道我爸名字？”他没答，低头从怀里摸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打开来，里面是张泛黄的照片——两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搂着肩膀站在界碑前，笑得牙都露出来了。左边那个，眉眼分明就是年轻时的我爸。“我是李卫国。”他指着照片右边那人，“你爸的副班长。1994年夏天，他替我值了最后一班岗，结果山体滑坡……我以为他……”他嗓子哽住了，没说完。我脑子嗡的一声。我爸从没提过这段。他只说退伍是因为“家里有事”，回家后沉默了好几年，连我妈都不敢多问。原来他不是退伍，是“被牺牲”后奇迹生还，却因为通讯中断、档案混乱，成了“失踪人员”。等他辗转回到家乡，李卫国早已因“战友阵亡”自责退役，远走他乡，两人就此失联二十年。“那年我寄了三封信，都没回音。”李卫国苦笑，“后来听说他‘没了’，我就再没敢联系他家。”我掏出手机想打给我爸，可信号还是没恢复。李卫国却摆摆手：“不急。他活着就好。”他转身走向蜂箱，背影佝偻，又像棵扎进土里的老松树。临走前，他塞给我一小罐蜂蜜：“自己酿的，甜。你爸……他爱吃甜的，记得吗？”我鼻子一酸。小时候我爸总偷偷往我粥里加蜂蜜，说是“边疆没糖，现在得补回来”。车子重新上路，后视镜里，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山雾里。我没立刻打电话，反而把车停在下一个观景台，坐在引擎盖上，一口一口吃完了那罐蜂蜜。甜味混着眼泪往下咽——有些重逢，不需要见面；有些人，光是知道对方好好活着，就已经是答案。后来我回家把这事告诉我爸。他沉默很久，第二天一早就买了去川西的火车票。我没问他见没见到李卫国，但那之后，他阳台上多了个蜂箱，每天清晨都站在那儿，对着太阳眯眼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