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古巴的领导人卡斯特罗为了报复美国，竟然将 15 万名罪犯以及精神病患者送到了美国本土，本以为是一群社会精英，让美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城市即将被犯罪笼罩。 959年卡斯特罗革命成功之后，美国看着这个眼皮子底下却不听招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浑身不自在，于是开始了长期的经济封锁和各式各样的颠覆活动，就盼着哪天古巴能换个亲美的政权。 与此同时，美国还一直打“人权”和“自由”的牌，不断吸引那些对古巴现状不满的民众逃往美国，特别是离得最近的佛罗里达州，甚至早在1966年就出台了一个《古巴情况法》，给古巴移民开了绿灯，规定来了住满一年就能拿绿卡。 美国这么做，本意是想着法子给卡斯特罗政府添堵，在国际上塑造自己“自由灯塔”的形象。可他们万万没想到，这套看似高明的策略，后来却被卡斯特罗巧妙地利用，反过来将了一军。 时间来到1980年，古巴国内经济面临困难，社会矛盾也有所积累，监狱和精神病院里人满为患，成了政府的沉重负担。恰在此时，美国那边又老调重弹，批评古巴的人权状况。卡斯特罗灵机一动，你不是总说我们这儿不好，欢迎我的国民去你那儿追求幸福吗？那好，我就成全你。 他于是突然宣布，开放哈瓦那附近的马列尔港，允许所有想离开古巴的人自由离境，而且特别“贴心”地没有对离境人员的身份做太多限制。这一下可好，卡斯特罗顺势将国内监狱里的大量囚犯，包括不少刑事罪犯，以及精神病院里的患者，混杂在普通移民当中，一起“打包”送往了美国。 据统计，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通过马列尔港涌向美国的古巴人竟然高达15万之众。卡斯特罗这一招堪称一石二鸟：既巧妙地清理了国内的“社会负担”，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和财政支出，又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对美国长期的敌对政策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 而且他算准了，美国在冷战背景下，为了维护其“民主灯塔”的面子，短期内很难公然拒绝这些“投奔自由”的移民，哪怕心里觉得不对劲，也得先硬着头皮接下。这可真应了那句话，有时候对手太高尚的口号，反而容易变成自己的绊脚石。 当这15万人，尤其是其中混杂着数万名有犯罪前科的人员和精神状况不稳定者，一下子涌入隔海相望的佛罗里达州，特别是迈阿密市时，冲击是巨大的，简直像往一池静水里扔进了一块大石头。 迈阿密在当时还是个以旅游闻名的、相对平静的沿海城市，哪曾经历过这种阵仗？它的社会服务体系、执法力量根本来不及反应，瞬间就面临崩溃的边缘。最直接、最明显的后果就是社会治安的急剧恶化。 这么多人在短时间内涌入，其中不少人在古巴时就是惯犯，到了美国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又缺乏合法的谋生手段，很多人为了活下去，只能重操旧业。于是，迈阿密的街头犯罪率陡增，抢劫、盗窃、暴力袭击等案件变得稀松平常。 这波移民潮恰好与南美洲毒品流向北美的时机有所重合，迈阿密凭借其地理位置，很快成了毒品进入美国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不少从古巴来的亡命之徒参与到毒品走私和分销的链条中，形成了被称为“可卡因牛仔”的暴力团伙，帮派斗争、枪战时有耳闻，让本地居民提心吊胆。 当时迈阿密的警察部门可谓是焦头烂额，报案电话响个不停，警力严重不足，原本关犯人的监狱设施也很快人满为患，据说甚至需要临时征用车库之类的空间来关押嫌疑人。 这种混乱的景象，甚至后来成了很多影视作品的灵感来源，比如著名的电影《疤面煞星》，里面阿尔·帕西诺饰演的那个从古巴难民一步步成为大毒枭的主角形象，虽然有所艺术夸张，但确实折射了那个时代迈阿密的某个侧面。 美国政府在这次事件中，可以说是结结实实尝到了自己种下的苦果。最初的欢迎态度很快被现实的沉重打击所取代。从卡特政府到后来的里根政府，都不得不着手收拾这个烂摊子。 他们先是匆忙修改移民接收政策，比如后来规定拦截的古巴难民不能直接进入美国本土，而是先安置在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这类第三地进行审查。直到1994年和1995年，美古双方经过谈判，才最终建立起相对有序的移民管控和遣返机制，为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风波画上了一个句号。 马列尔偷渡事件给美国带来的最大教训，可能就是让其移民政策，特别是针对所谓“政治避难”的审查，变得更加谨慎和现实，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出于意识形态对抗的需要就门户大开。 这场由政治博弈引发的移民潮告诉我们，人口流动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往往相伴而生，与其恐惧变化，不如学会在混乱中寻找秩序，这对如今面临移民问题的城市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