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位妻子举报了自己的丈夫，最终导致丈夫悬梁自缢。这位丈夫就是当年举世闻名的导演顾而已。 ​​​​顾而已出生在江苏南通一个开明家庭，父亲留过洋，还创办了当地第一所私立中学。 ​​​​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痴迷戏曲，经常跟着去剧场看演出。 十六岁的少年，背着行囊独自踏上开往上海的轮船。那是1926年，外面的世界正天翻地覆，顾而已心里却只装着一方舞台。他考进了上海大厦大学，可魂儿早就被田汉、欧阳予倩领导的“南国社”勾了去。 台上演的是《名优之死》《苏州夜话》，台下沸腾的是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正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一生挚友也是难友的赵丹、朱今明，一群文艺青年聚在亭子间里，谈戏剧、论救国，眼睛里有火在烧。 1932年，“左翼戏剧家联盟”像一块磁石，把顾而已彻底吸进了进步的洪流。演戏不再只是爱好，成了武器。他跟着“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东奔西走，舞台上，他是《钦差大臣》里贪婪的市长，是《怒吼吧，中国！》里悲愤的工人。 镜头前，他参演了《狂欢之夜》《青年进行曲》。那时候，“演员顾而已”这个名字，在上海文艺圈越来越响。谁能想到，台上演绎着别人悲欢离合的他，自己的人生剧本正悄悄滑向谁也无法预料的章节。 命运在1934年给了他一颗糖，也埋下了一粒苦涩的种子。在拍摄《海葬》的片场，他遇到了杜小娟，活泼靓丽的女演员。才子佳人，因戏生情，很快步入婚姻。婚礼办得轰动上海，证婚人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照片上的新人笑得灿烂，仿佛未来一片锦绣。可生活的戏剧性远超舞台，这对曾被无数人羡慕的璧人，最终的关系会以一种极端惨烈的方式收场。 抗战的烽火燃起，顾而已和许多同行一样，辗转武汉、重庆。在重庆，他不仅演，更尝试着执导话剧，成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中坚。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与友人创办了大光明电影制片厂，执导了《水上人家》《小二黑结婚》等影片。 事业看似步入黄金期，新中国的成立更让他满怀憧憬。他投入新政权的文化建设，1950年参与创办了上海电影技术研究所，后来又担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然而，历史的浪潮时而托举，时而翻涌。 五十年代中后期，气氛开始变得微妙。1957年，那场著名的“阳谋”中，顾而已因过往言论受到冲击。1960年，他被下放到福建，担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副厂长。 远离了上海这个中国电影的中心，他或许有过失落，但也未尝没有一丝远离风暴眼的侥幸。在福建，他依然努力工作了几年，执导了《星火燎原》等片。可是，那场席卷一切的超级风暴，还是精准地找到了他。 1966年，浩劫伊始，顾而已作为“三十年代黑线人物”、“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被迅速打倒，从福建押回上海批斗。彼时，他的妻子杜小娟，也在汹涌的浪潮中身不由己。恐惧、自保、被灌输的“划清界限”思想……种种复杂甚至扭曲的因素，在一个普通人的心里激烈交战。 1970年，一纸举报信，从最亲近的人手中递出，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举报内容究竟为何，至今细节未全公开，但“历史问题”与“现行言行”的组合，在当时足以致命。 这年6月，在经历了又一轮残酷的迫害后，56岁的顾而已，用一根绳索，在上海某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位曾用表演鼓舞人心、用镜头记录时代的导演，以最决绝的方式，写下了自己人生剧本的最后一个镜头。 他的死，是那个荒诞年代无数知识分子悲剧的一个缩影。夫妻、亲友间的背叛与举报，是时代悲剧中最刺骨的人性寒冰。 我们无法也无权简单评判具体个人的选择，在巨大的集体疯狂与生存压力下，人性的脆弱与扭曲被放大到极致。顾而已的悲剧，更应被视作一个时代病症下的惨痛病例，它拷问的，是何以让正常的社会伦理与亲情防线崩塌至此。 顾而已的故事，远不止于一段婚姻的惨剧。他的一生，串联起中国现代戏剧电影的草创、左翼文艺的勃兴、抗战文艺的坚韧、建国初期的建设以及后来的无尽风波。他像一颗棋子，也被时代的洪流裹挟、摔打。 他的艺术成就或许未达巅峰，但他和赵丹等一代人，实实在在是中国电影戏剧从奠基到开拓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的欢笑、热血、挣扎与血泪，共同构成了我们不该遗忘的文化记忆。历史的尘埃落定，当我们再回望那个悬梁自尽的孤独身影，除了唏嘘，更应记住那整片让个体无处可逃的、凛冽的寒冬。 （国内权威媒体报道信源参考： 《中国电影报》2015年刊发专题文章《顾而已：银幕后的时代悲欢》，梳理其生平与艺术历程；《文史参考》杂志曾引用上海电影史料，对其在“文革”期间的遭遇有客观记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