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一位民工胡乱敲击饭盒的节奏被一个人无意间听到，谁曾想，就是这个敲饭盒的节奏经过改编后竟成了全国几代人心目中的经典旋律。 当人们在那座神圣的人民大会堂里，挥舞着荧光棒如金箍棒般汇聚成海，七十多岁的许镜清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眼泪到底没能忍住。 在那排山倒海般的“登登等登”声浪中，老人的思绪或许飘回了1983年的那个燥热中午，那时的他并没有想过所谓的“经典”，脑子里想的甚至都不是五线谱，而是一个不知名的门卫大爷手里的铅笔。 这就是艺术最荒诞也最迷人的地方：足以载入中国电视史的那个高光时刻，起点并非维也纳的金色大厅，而是北京一家招待所楼下杂乱的铝饭盒撞击声。 那是1983年，刚从哈尔滨艺术学院毕业的许镜清，日子并不好过。作为那个专门给农业科教片配乐的“边缘”作曲家，他被扔到了央视《西游记》剧组的那个巨大的火坑里——在此之前，已经有七位名声在外的作曲家在导演杨洁这里折戟沉沙。 任务简报短得像天书，又沉得像座五指山：两分多钟的纯音乐，要让观众哪怕闭着眼，也能感到孙大圣那股子翻江倒海的劲头。 整整三四天，许镜清就在屋里盯着窗外的槐树叶子发呆，满地都是揉皱的废稿纸，脑子里一片浆糊。天宫的飘渺、神魔的斗法、师徒的执着，到底该抓哪一头？ 破局的钥匙，往往就藏在最不起眼的烟火气里。 那天中午，一群刚下工的建筑工人经过窗下。或许是饿极了，他们手里的铝制饭盒在随意的晃动中互相撞击，有人嘴里哼着不成调的通俗小调，那一连串毫无章法却透着股“兵变”味道的金属脆响，像一道闪电直接劈进了许镜清混沌的脑袋。 那一瞬间，金属的碰撞不再是噪音，而变成了一种充满叛逆与自由的律动。 孙悟空那种混不吝、天不怕地不怕的泼皮劲儿，不就在这“叮叮当当”里吗？ 那一刻的许镜清大概也像个中了魔怔的“疯子”，猛地从床上弹起来，甚至来不及找像样的纸笔。他冲进楼下的传达室，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从门卫大爷桌上借了支铅笔，就在随手摸来的香烟盒背面或者废纸片上，飞速记下了这组改变命运的节奏——“登登等登，凳登等灯”。 这组充满力量感的短句，就像金箍棒狠狠砸在了凌霄宝殿的地砖上。 节奏有了，骨架立起来了，还得填肉。许镜清干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他在传统的炼丹炉里，硬生生倒进了一瓶冒着气泡的可乐。 他在那个飘着油墨味的作曲间里，大胆地将当时全北京独一份的电子鼓、合成器这种“洋玩意儿”，跟中国的古筝、琵琶乃至编钟揉到了一起。为了那个灵机一动的“天宫感”，当晚迷迷糊糊间，他又捕捉到了那个后来让无数人头皮发麻的“啊啊啊”空灵女声，将它垫在了强劲的鼓点之上。 当这段混搭出来的旋律在录音棚第一次响起，不仅负责录音的技术员差点惊得摔了耳机，整个制作团队都懵了。这种电声乐与民乐的“野蛮生长”，就像是往传统文化的静水里扔了颗炸雷。 质疑声很快如潮水般涌来。有几位思想正统的老领导拍了桌子，指着鼻子骂这是“资产阶级毒草”，认为四大名著必须用二胡、锣鼓这种正儿八经的民族乐器，怎么能搞得迪厅一样乌烟瘴气？要求换掉许镜清的呼声一度甚嚣尘上。 这时候，真正能读懂这曲子里“野性”的，是那位远在九华山拍外景的“铁娘子”。 导演杨洁在监视器前第一次听到这曲子时，看着画面里腾云驾雾的孙大圣，兴奋地连拍大腿。当得知后方有人要砍掉这段音乐时，这位个子不高的女导演直接炸了毛。 她连夜写下一封力透纸背的信，措辞强硬得不留一丝余地：“作为导演，我对全剧的艺术质量负责。如果要换音乐，那就先把导演换了！” 这份近乎决绝的担保，硬是把这首前卫到“离经叛道”的曲子从死刑架上抢救了下来。 更有意思的是，这首甚至没来得及起名字的片头曲，就这样以“无名氏”的身份，在此后漫长的二十多年里霸占了寒暑假的荧屏。直到互联网时代，一位热心网友在论坛留言说：既然音乐听起来像云中天宫、迅如惊雷，不如就叫《云宫迅音》？ 许镜清看到这个名字时，一拍大腿，像是给自家孩子终于上了户口，高兴得立马买了二十斤喜糖分给了身边的老伙计们。 那些年被骂作“不入流”的敲饭盒声，最终成了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开关。它不仅仅是一段配乐，更是一个时代的注脚——那是传统与现代剧烈碰撞的八十年代，是才华可以打破陈规的岁月。 从那个盯着饭盒发呆的燥热午后，到2016年那个万人合唱的璀璨夜晚，许镜清走了三十多年。当那个借铅笔的细节在回忆里逐渐泛黄，那段旋律却依旧生猛如初，就像那个永远不会老的齐天大圣，在一阵叮叮当当的烟火气里，再一次撞开了南天门。 参考信息：新华网. (2024-09-11). 许镜清与《西游记》音乐的 “九九八十一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