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有良想着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1941年，海南岛陵水县的田野间，十五岁的黎族少女黄有良正在低头劳作。一阵陌生的呜哩哇啦声突然从身后传来，她心里猛地一沉，知道是日本兵来了。 她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十几个日本兵围了上来，眼神像饿狼。他们撕扯她的衣服，肮脏的手在她身上乱摸。黄有良像一头被困的小兽，用尽全身力气踢打、哭喊、反抗。她的反抗激怒了一个士兵，那人“唰”地拔出军刀，眼看就要劈下来。 就在那一瞬间，带头的军官咕哝了一句什么，制止了士兵。他盯着黄有良看了几眼，竟挥手让她离开。惊魂未定的黄有良，连滚爬带跑回家，以为自己真的侥幸逃过一劫，甚至对那个军官有一丝模糊的“感激”。 这丝“感激”是多么天真，又是多么残酷。两天后，那个放走她的军官，带着人直接闯进了黄有良的家。这一次，再也没有任何伪装。他们用枪指着她的家人，强行将她拖走，扔进了位于崖县（今三亚市）的藤桥日军军营。直到被推进那间阴暗的板房，黄有良才彻底明白，那天田野里的“释放”，不过是一头野兽对已确定猎物的戏耍。她的地狱，从此开始。 那间军营里的板房，关着不止她一个女孩。她们成了所谓的“慰安妇”，一个用文明词汇包裹的、极致野蛮的发明。白天，她们被强迫做苦役，挑水、扫地、洗衣；夜晚，则是无尽凌辱。 每天要“接待”的日本兵，少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几个。谁若反抗，等待的就是毒打、饿饭，甚至用刀刺、用烟头烫。黄有良亲眼看见一个姐妹，因为反抗太激烈，被活活打死，尸体就像破麻袋一样被拖出去。她想死，可连死的权利都没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两年。直到1943年，一个同在军营做苦力的同乡，偷偷给她带来一个伪造的“父亡”家信。利用这个机会，黄有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一个懂点中文的翻译，求他帮忙说情，让她回家“奔丧”。或许是那一点尚未完全泯灭的人性起了作用，也或许是日军看她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竟然同意了。她终于逃出了魔窟。 回家，并不意味着解脱。身体回来了，灵魂的一部分却永远留在了那间板房里。村里的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不干净”“丢人”的标签牢牢钉在她身上。为了逃离这种压抑，父母匆匆将她远嫁。 丈夫后来知道了她的过去，这段婚姻充满了难以言说的隔阂与痛苦。她把那段经历死死埋在心底，不敢对任何人说，仿佛那是自己的罪过。伤口在心里化脓，一碰就疼，却还要装作一切正常。这是另一种漫长的、无声的酷刑。 历史的真相，不会因为沉默而消失。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一些学者和正义人士开始调查“慰安妇”问题，黄有良沉寂了半个世纪的伤疤被触动了。1996年，当中国民间发起对日索赔的诉讼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站出来，说出一切。 说出一切，意味着要把最不堪的伤痛，在法庭上，在媒体前，赤裸裸地重新剖开。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对抗“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才能面对可能再次袭来的异样眼光？黄有良和海南的其他七位受害老人，决定不再沉默。她们成为了中国大陆第一批正式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 2001年，黄有良远渡重洋，站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面对被告席，她用海南话，一字一句地陈述当年的暴行。她的证词具体、清晰，每一个细节都刻骨铭心。然而，经过长达五年的审理，日本法院最终以“国家无答责”、“诉讼时效已过”等荒唐理由，驳回了她们的诉求。法律上的败诉，早在许多人预料之中。 但黄有良们真的败了吗？绝不。她们的胜利，不在那一纸判决，而在她们站出来的那一刻。她们用自己残烛般的晚年，照亮了那段被刻意掩盖的历史黑暗角落。她们让“慰安妇”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名词，而是一个个有名有姓、有血有泪的鲜活生命。她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歪曲历史、否认罪行者最有力的驳斥。 2017年，黄有良老人在家乡去世，终年90岁。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她也没等来日本政府一句正式的道歉。她的离世，提醒我们，时间的无情正在带走最后的直接证人。但她的故事，她的勇气，已经刻入了民族记忆。铭记黄有良们的苦难，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捍卫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尊严。只有当暴行被彻底清算，正义才有可能真正降临。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权威信源参考： · 人民网在《“慰安妇”受害者黄有良去世 大陆起诉日本政府者全部离世》一文中，详细记录了黄有良老人的受害经历、诉讼过程及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