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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左懋第

名气不一定响亮,英雄二字依然当得——左懋第五岁的儿子问母亲:倘儿勤王事遇难,将如何?母亲告诉他:死忠即死孝,子其勉之矣!

名气不一定响亮,英雄二字依然当得——左懋第

五岁的儿子问母亲:倘儿勤王事遇难,将如何?

母亲告诉他:死忠即死孝,子其勉之矣!

不料一语成谶,四十年后此子在紫禁城午门英勇就义。

临刑之前,他昔日的同僚、朋友,甚至是兄长也在场,但个个羞愧难当,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就连当权者也被他的浩然正气所折服。

左懋第这个名字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未必有多响亮,可在明末清初那个时期,依然配得上英雄两个字。

治韩七载,收拾民心

左懋第,字仲及,号萝石,山东莱阳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他是明清之际一位富有民族气节的铁骨铮铮的人物。

左家是一个典型的仕宦家庭,左懋第父亲左之龙,官至南京刑部郎。母亲陈氏,宁海卫指挥佥事陈之安的女儿,陈氏学问十分了得“雅好稽古,事事必参酌先典以行”。

自幼年起,父母就对左懋第灌输忠孝节义的思想,经常给他讲述“古今人忠臣、孝子、贞士杀身取仁,舍利取义之事”。很小的时候,左懋第就以岳飞、文天祥为榜样。

五岁那年他听母亲讲文天祥遇难的故事,颇有感触,就问母亲:“倘儿勤王事遇难如是,将如何?”母答:“死忠即死孝,子其勉之矣。”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左懋第有很大影响。

父亲死后,左懋第侍柩一年多,三年不入内寝,人称左孝子。三年守制期满后,左懋第应科举考试,于天启年间获取生员功名。

崇祯三年,左懋第在乡试中取得第二名(亚元)的好成绩,并于次年登进士第。史料描述左懋第“身长不满五尺,赤面明目,为人挚朴而不外饰”,或许是因为个子矮小,外表不够出众的原因,他未能留在京师任职,以进士身份外放陕西韩城知县。

韩城自古以来都是穷地方,太平岁月百姓生计尚难保证。自天启末年以后,灾荒严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兵火不断,韩城已经成为最难治理的州县之一。

初出茅庐的左懋第心里没底,自觉难以胜任知县一职,也曾向吏部呈请调任他地。但吏部不准,严命他即刻赴任,左懋第不敢抗命,只能勉强上任。

但事实证明,左懋第确有治才,在韩城还真干出了政绩。

左懋第一到任,就将重点放在镇压农民起义上,他募兵进剿薛尚领导的农民起义武装。

此后,从崇祯六年十二月至八年十一月,活动在晋、陕交界地区的农民武装,曾五次进入韩城境内,但由于左懋第防守甚严,都未能攻进县城。

由于连年干旱,崇祯七年韩城发生大饥荒。百姓“始食草根,继剥树皮,尽,则刮人而食者有矣”。左懋第积极赈济,并通令各地收养弃婴,掩埋路尸。

左懋第见韩城百姓饥寒交迫,不顾自己的仕途前程,不忍心敲骨吸髓,缓征百姓积欠的赋税,为此他受到户部和吏部的训斥。

崇祯六年,左懋第在给亲友的信中说:

“吏违抚字之心,终日操尺篝以课有皮无肉之赤子,而责其税。稍急之不忍于心,而稍缓不可以为吏。民不安其生,吏难尽其职,正不知何以颜百姓之上,而食朝廷俸米也!”

在崇祯九年的信中他又坚决表示:“试想似此人民,即加意抚循,何救于残黎?而尚为一己区区之功名,因功令而操鞭篝以迫无居、无衣、无食之百姓,而完国家之税哉!功令既不宽我,我亦甘之。”

左懋第在兵荒中治韩七载,励精图治,社会矛盾也有所缓解,虽然百姓依然贫苦,但在那个乱世民众能维持温饱已经十分难得。

入京四年,殚精竭虑

崇祯十二年初左懋第参加考选,他对策切中要害,受到了崇祯的赞许,不久补户科给事中。

左懋第性情刚直,不畏权势,在任户科给事中以后,稽察违误,大胆敢言。刚上任不久,他就向崇祯帝疏陈四弊:一为“民穷”,二为“兵懦,三为“推诿”,四为“虚耗”。

疏中痛切地揭发三饷“使天下百姓剜心割肉以供”等种种弊端。他认为救弊的方法在于恤民、专责、法行三条。

崇祯十二年冬,崇祯在内外交困,不能自拔的情况下下诏修省,令诸臣直言无隐。左懋第上《恤民策》,无情揭露“兵无军法,杀人为级,掠物为资”,“用兵牧民者,刈之如草,视若土泥”;三饷连年增加,官吏“惧考成,而敲骨剥肤,血肉淋漓”。

左懋第的建议得到了崇祯的重视,朝廷也下达了禁令。但是崇祯十二年时,国事难以为继,左懋第的政治愿景注定难以实现。

左懋第为揭露社会弊病,减轻百姓的负担,他不仅对文官武将无所顾忌,而且不怕冒犯皇帝。他尖锐地批评崇祯搞斋祷是“有其文未修其实”。尤其指出三饷之危害,迫切希望朝廷废除。崇祯接受了他的建议,实行过部分减征,但效果不理想。

崇祯十四年,江南灾荒,漕运不畅,赈灾的粮食不能及时运到灾区,左懋第奉命督促漕运。途中,他将所见百姓大量死于饥疫令人心碎的悲惨情景,不时奏报。疏中写到:“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饥民遍地,人死取以食。”

面对支离破碎的朝局,左懋第感慨万千,眼看饿殍遍野的灾民却无能为力。

崇祯十六年秋,左良玉在荆州地区恣意妄为,左懋第奉旨出察江防。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回京复命,明朝就灭亡了。留在京城的母亲、妻子、儿女,于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离京返回故里,出城时被乱军冲散。

母亲悲愤至极,数日不食,行至白沟河仰天叹道:“此张公叔夜绝吭处也”,随后死在道旁,临终前对同行的人说:“吾妇人身受国恩,不能草间偷活,寄语吾儿勉之,勿以我为念。”她的遗体由左懋第从兄左懋泰棺殓后送回山东。

辅佐南明,北使清廷

弘光继位以后,左懋第入见,陈述中兴大计。弘光帝命他为兵科都给事中,后迁右金都御史,巡抚应天(今江苏南京)、徽州等地。

其时,清军入关定都北京,摄政王多尔衮连续发布令旨,让南明官民归降时,弘光朝廷决定遣使议和。左懋第因母亲死于京畿,请假守制不准,所以自请北行。

弘光加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兼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充正使,同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寺少卿马绍愉一起北使议和。

马绍愉原为兵部郎官,崇祯年间曾受命暗中与清议和,事情泄露后,舆论大哗,马绍愉也被左懋第参劾革职。懋第听说这次仍让马绍愉同往,立即上疏反对。

他说:“马绍愉昔年赴清讲款,为清所折,奴颜婢膝,清送之参、貂,台臣陆清纠之。其与清交情深浅,臣诚不知,但闻其私许金十万,银百二十万,逢人颂扬。臣不便与之同行也。”廷臣共议改派原蓟辽总督王永吉,但弘光不许。

左懋第虽是自请北行,但他对议和的成功并不抱多大希望,并且认为只有能战才能保持偏安。

临行前,他又上疏说:“此行生死未知……望严谕诸臣,整顿士马。勿以臣北行为和必成,勿以和成为足恃,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

七月,左懋第等携带弘光继位诏书、封吴三桂为蓟国公诏书,以及酬谢清军的金一千两,银十万两,缎绢一万匹,由官兵三千人护卫,从南京动身北上。

九月,左懋第行至沧州,听说清朝已封吴三桂为平西王,立即派人将策命先送吴三桂,并喻以来意。吴三桂没有启封便转呈多尔衮。多尔衮很不高兴,对来使更有戒心。他只许百人进京,其余留在静海,并要来使住四夷馆,行属国进见之礼。

面对清朝方面的严峻态度,陈洪范、马绍愉认为,“时势异殊,图计国是,不妨稍从委曲”。左懋第则坚持“不屈膝辱命,遵天朝礼”。

进京前,他先派都司王廷翰、生员王言等至内院,同清朝官员磋商入城礼仪。清大学士冯铨狐假虎威,不容分说,命径自入城。左懋第不依,行至张家湾,再致书多尔衮,说:“为国以礼,三使奉御书、礼币而至,礼宜遣官郊迎,岂有呼之即入之礼。”

多尔衮出于笼络、软化来使的考虑,表面上态度稍有缓和。十月十一日,礼部官员到张家湾迎接,并将使臣住所改为鸿胪寺。次日,使臣由礼部官员陪同,乐队引导入城。

南明使臣到达后,清廷唯恐激起臣民的怀旧情绪,不仅在使臣住地派重兵把守,隔绝出入,禁止举火,京城内外也查防甚严,防止有人暗通消息。有些故明官吏怕招惹是非,闭门在家,噤若寒蝉。

左懋第派人暗中访询吴三桂,吴三桂传话:“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随即率兵西去。

左懋第北行有两大使命:一是通好,企图使清军不继续南下;二是祭祀陵寝,改葬崇祯帝后。至于弘光所说的经理河北、联络关东纯属无稽之谈。

当时,清朝正准备进图中原,不仅通好没有商谈的余地,就连赴昌平致祭也不允许。左懋第所能做到的,只是不屈膝辱命,最后以死尽忠。

十月十三日,也就是使臣入京的第二天一早,礼部官员数人到鸿胪寺索取御书。左懋第拒绝给礼部,说:“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应达尔摄政王,即不然,亦自内院转达,无到礼部之礼”。

午后,内院大学士刚林带领十多人,怒气冲冲,直奔寺堂。他不谈任何实质问题,一味以发兵南下相威胁。左懋第说:“你们为先帝发丧,我们特来酬谢。为通好而来,如何谈兵。”

又警告说:“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刚林声色俱厉,盛气凌人。左懋第虽逐一反驳,但尽力克制,不肯言辞过激,以免伤害通好。

清廷既不想通好,便日遣官吏接踵至寺劝降。或说要宴请,或说要送礼;或说不给貂皮,则给良马;或说官给貂袄,兵给羊裘。种种手段,无所不至。但左懋第却不动心。

左懋第被拘禁在鸿胪寺,除劝说随员坚持气节外,还于寺厅内陈太牢遥祭崇祯,差人暗中查访崇祯太子下落。半月之后,多尔衮根据洪承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的建议,决定把左懋第等使团释放。

十月二十七日,左懋第等人离京南回。出京不远,陈洪范向多尔衮上了一道密奏,建议将左懋第、马绍愉截下,让他南归率兵归顺。

原来早在这年的六月,降清的明朝参将唐虞就曾对多尔衮进言,说他可以劝降陈洪范。唐虞和陈洪范是儿女亲家,在得知弘光朝要派使臣时,他们就暗中运作让陈洪范来京。这样,陈洪范就成了弘光北使团中的奸细。

多尔衮接到陈洪范的密奏后,马上派出骑兵赶至沧州,将左懋第、马绍愉等人追回,独放陈洪范南行。

这件事,后来陈洪范在他的《北使纪略》中说是由于“魏之屏北归至京有他言,故来追去”,此说不过是为掩人耳目而已。

左懋第被追回以后,拘禁在太医院。他为了表示不投降清朝的决心,在房门题字:生为大明忠臣,死为大明忠鬼。

大丈夫唯有死耳

顺治二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后,多尔衮设“太平宴”宴请左懋第。左懋第问为什么设宴,多尔衮得意地说:“江南破矣。”左懋第大怒,“仆席于地”,数日不食,只求一死。

多尔衮很佩服左懋第的气节,反复派人劝降。先派洪承畴,但未等洪进门,左懋第就大喊:“鬼也!洪承畴昔统兵边徼,战败死节。先帝哭之殿陛,置祠庙,亲与祭,今岂有洪承畴来!”

洪承畴被骂得得面红耳赤,无以答对。又派李建泰,左懋第严词斥责:“尔受先帝恩宠,不能殉国,既降贼,今又降北,何面见我”。

多尔衮还是不死心,又再派其从兄左懋泰,左懋第闭门不见,只在门内叩头说:“以谢尔治丧之德,勿他言,懋第无降敌之兄也。”所有去劝降的人,一一碰壁。

弘光政权灭亡后,清廷再下剃发令。充左懋第随员的副将艾大选、监饷傅浚,经不住威吓利诱,都剃了发。左懋第执法杀艾大选后,傅浚担心被杀,控告左懋第暗通山东,危及京师。

因此,左懋第等人被下狱。闰六月十二日,多尔衮亲自在午门外审讯左懋第等人。多尔衮首先威胁说:“左侍郎有五大罪,知之乎?”

左懋第反问:“何为五大罪?”多尔衮说:“伪立福王一罪也,勾连土寇二罪也,不投国书三罪也,擅杀平人四罪也,当朝抗礼五罪也。”

左懋第侃侃陈词,逐条反驳:

“我先皇帝痛罹大变,臣民无主,以亲、以贤、以序奉福王即帝位。福王,高皇帝子孙也,何曰伪立?山东豪杰心念汉德,闻风响应,忠臣节士,岂土寇哉!

我皇上念尔国为先皇帝报仇发丧,命懋第赍金帛慰劳尔,尔君位即不郊迎,礼官又不以龙亭出接御书,悖慢孰甚。艾大选剃发纳降,懋第奉天子敕书,秉黄钺,论法当斩。昔且提侯发汉使路充国等归,后世谓凶奴有礼,今尔羁辱天使,失在尔国,不在懋第。”

多尔衮又说:“尔勿误,今日降,今日福贵矣。”左懋第并不理睬。最后,多尔衮征询在场诸臣的意见。吏部侍郎陈名夏说:“为福王来,可杀。”

左懋第痛斥陈名夏:“汝先朝会员,何在此?”兵部侍郎金之俊说:“先生何不知兴废?”左懋第反斥说:“汝何不知羞耻?”其他人愧见左懋第,一个个不敢抬头,更不敢多言。

多尔衮无计可施,令推出斩首。同左懋第一同被害的还有随员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王廷翰,守备刘统。

临刑前,左懋第问他们“悔乎?”陈用极回答:“求仁得仁,又何怨!”于是,六人再向南拜,说:“臣等事大明之心尽矣!”。

浩然正气,天地长存,刽子手跪在左懋第面前挥涕稽首不忍下手,都中士民奔走流泪,拜送者不可胜计。左懋第慷慨从容就义,时年四十五岁。留下绝命诗一首:

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竟如何?

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钦定殉节录,赐左懋第专谥“忠贞”,祀本邑乡贤、韩城名宦祠,莱阳又建左公祠,春秋次丁致祭,韩城人建祠与汉代的苏武并祀。(全文终)

本文资料来源:

《萝石山房文钞》、《纠邪臣疏》、毕沅乾隆朝《韩城县志》、《明史·列传·左懋第》、《池北偶谈》、《明季南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