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汤飞凡这句话背后，是前线上那些因伤口感染而痛苦死去的同胞给他带来的刺痛。作为一名曾在一线救护的科学家，他见过太多无奈。当时青霉素被盟军视为“救命药”和顶级战略物资，核心技术严格保密，对华援助的通道也极其有限。汤飞凡明白，指望别人是靠不住的，中国人的救命药必须自己造。 研发的起点就困难重重，第一关是找到那株能高效产药的“神奇霉菌”。汤飞凡从国外带回的菌种都不理想，团队甚至发动大家到处寻找发霉的物品。转机来自一次大扫除，有人床底下一双长满绿毛的旧皮鞋引起了汤飞凡的注意。就是这鞋上的霉斑，让他们最终分离出了梦寐以求的菌株，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 菌株有了，但昆明实验室的条件简陋到让来访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惊叹。没有自来水，仅有的一个锅炉还漏水，几乎是个“手工作坊”。团队用最土的办法，在菜市场的瓦缸里培养菌液，用木炭做吸附剂来提炼。1944年9月，中国首批自制青霉素诞生了，虽然首批只有五瓶，却标志着零的突破。 这瓶青霉素不仅是自力更生的成果，也蕴含着国际科学合作的影子。李约瑟博士到访后，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介绍了这个顽强的中国实验室，帮助它获得了更多国际关注。战后，美国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渠道，也向中国转让了部分生产设备和技术资料。中国科学家的智慧在于，他们抓住了这些机会，并顽强地解决了所有“水土不服”的技术难题。 从1944年实验室的5瓶，到1953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针剂，中国终于结束了青霉素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这条从零到一的突破之路，刻满了汤飞凡、樊庆笙、童村等一代科学家的名字。 回看这段历史，它绝不仅仅是一个“鞋上发现霉菌”的传奇故事。它更深层的价值在于，展现了一个民族在绝境中如何依靠科学家的才智与担当，冲破封锁，捍卫生命尊严。今天，我们面对的挑战已从“无药可用”转变为“有药怕无效”的抗生素耐药危机。先辈们面对技术封锁时不屈不挠的科研精神，正是今天我们应对新挑战时最需要继承的财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