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三场升学宴，遇到的是三场不同场景。 第一场是去乡下表姑家，她家孙子考上了省城的专科学校，宴席就摆在自家院子里。 我坐了两个小时大巴到县城，又转三轮车，刚到村口就看见表姑蹲在老槐树下，身边放着个竹筐，里面是刚摘的豆角和茄子，叶子上还挂着露水。 院子里支着塑料棚，十几张方桌拼在一起，桌布是那种印着蓝白格子的，边角磨得起了毛边，风一吹就往人腿上贴。 开席前表姑拉着我说话，手里不停剥着花生，壳子堆在脚边像座小山：“咱这娃不争气，就考个专科，”她抬头看天，太阳正好晃眼，“不过听说学汽修挺挣钱，以后回来开个修理铺也挺好。” 席间孩子一直低头扒拉碗里的米饭，校服领口别着个旧校徽，是他初中时得的“进步奖”，别针都生锈了。 我假装去院子角落洗手，听见柴房里有动静，扒着门缝一看，孩子正对着手机屏幕抹眼泪，屏幕上是他存在草稿箱里的话：“妈，其实我想专升本，就是怕你太累。” 回家时路过表姑窗下，灯还亮着，她正坐在床边缝补孩子的旧书包，针脚歪歪扭扭，线轴在指间绕了好几圈才穿过针眼。 第二场是前同事老周家，他女儿考上了南方的艺术学院，在城里的西餐厅办的，说是“简单吃个饭”。 我到的时候老周正站在餐厅门口打电话，西装袖口卷着，露出手腕上的新手表，声音压得很低：“跟你说别点太贵的酒，就几个熟人。” 餐厅里放着轻音乐，每张桌上摆着小小的向日葵花束，花瓣边缘有点蔫了，像是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天。 老周爱人穿了条碎花裙子，见人就笑：“孩子非要学画画，我们也不懂，就由着她呗。”说着眼角扫过邻桌，那里坐着几个穿着讲究的家长，正拿着手机看画展照片。 吃到一半，我去洗手间，在走廊看见老周女儿靠在窗边打电话，声音细细的：“张老师，下周的兼职我能多接两小时吗？学费还差一点……嗯，我爸妈不知道。” 她挂了电话转身，看见我慌忙把手机塞进帆布包，包上挂着个小牌牌，写着“努力画画，给爸妈买大房子”，字是用马克笔写的，颜色都褪了。 老周后来端着酒杯过来，碰杯时我看见他指甲缝里有油墨印，想起以前一起加班时，他总说“等女儿考上大学，我就把烟戒了，好好陪她”。 第三场最让我记挂，是小区三楼李阿姨家的，她儿子考上了本地的师范学院，就在楼下小饭馆摆了三桌。 李阿姨老伴走得早，她在超市当收银员，每天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上下班，车筐里总放着个布袋子，装着给儿子带的热乎饭。 我去的时候饭馆老板正搬桌子，李阿姨蹲在地上捡掉在缝里的米粒，看见我赶紧站起来，围裙上还沾着早上包包子的面粉：“快坐快坐，菜都是老板按家常做的，不值钱。” 席间李阿姨给每个人倒饮料，倒到儿子面前时，手突然顿了一下：“考师范好啊，离家近，以后当老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儿子没说话，夹了块排骨放进李阿姨碗里，筷子尖抖了抖，排骨上的酱汁滴在了桌布上，像个小小的泪痕。 后来我去结账，听见后厨李阿姨跟老板聊天：“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报志愿时非说‘妈，我不走远，我怕你一个人在家害怕’，其实我知道，他以前总说想考外地的大学，看看外面的世界。” 你说这升学宴到底是办给别人看的，还是办给孩子自己的？ 三场宴席散了，我想起表姑家老座钟的滴答声，老周家蔫了的向日葵，还有李阿姨那辆旧自行车的铃铛声。 表姑的孙子开学那天，我去送站，看见他背包侧兜里露出半本《汽车维修进阶》，封面边角被摸得起了毛，表姑塞给他的布袋里，除了被褥，还有二十个煮鸡蛋，每个上面都用红笔写了个“加油”。 老周女儿走的前一晚，我在小区看见她和老周散步，她把一个信封塞给老周：“爸，这是我兼职攒的钱，你拿去买条好烟，别总抽便宜的。”老周背过身擦眼睛，说“你妈给你收拾的箱子里，放了件新羽绒服，南方冬天也冷”。 李阿姨的儿子现在每个周末都回家，骑着李阿姨的旧自行车，车筐里装着给妈妈买的菜，有一次我碰见他，他正帮李阿姨修自行车链条，手上沾了油污，却笑得比阳光还亮：“妈，等我发了工资，咱换辆电动车。” 其实升学宴哪有什么排场大小，不过是父母和孩子在人生路口上，偷偷给对方塞的那颗糖——你怕我委屈，我怕你辛苦，糖纸里裹着的，都是说不出口的心疼。 就像表姑藏在鸡蛋里的盼，老周藏在烟盒里的软，李阿姨藏在车筐里的暖，吃起来是甜的，咽下去，心里却烫得慌。 路过学校门口时，看见几个背着书包的学生在买冰棍，其中一个女孩举着冰棍对同伴说：“等我考上大学，要请我妈吃火锅，她最爱吃毛肚。” 忽然觉得，那些升学宴上的杯盘碗碟、客套话，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眼里的光，和父母偷偷藏在围裙兜里、攥得发皱的那张零钱——那才是日子本来的样子，普通，却扎实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