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室友是贫困生。起初我们都不知道，但是通过接触才发现她的家境是这么贫寒。 她叫李梅，床铺靠着南窗，床单是洗得发白的格子布，枕头边总立着个掉漆的铁皮饭盒，边角磕碰得坑坑洼洼，我们猜那是她打饭用的家伙。 第一次觉得奇怪是九月底，宿舍老大网购了一箱橘子，给每个人分了一大袋，轮到李梅时她却往后缩了缩手，说自己对柑橘类水果过敏。 可我三天前明明在食堂撞见她，端着一碗橘子罐头坐在角落，勺子刮着碗底吃得干干净净，阳光斜斜地照在她脸上，连绒毛都看得清楚。 心里嘀咕归嘀咕，谁也没说破。毕竟贫困生嘛，可能是不好意思白拿别人东西，找个借口罢了。 她的生活确实透着股紧巴劲儿：永远穿那两件旧T恤换着洗，周末我们去看电影她总说要去图书馆，就连洗发水快用完了，也要兑着水晃荡晃荡接着用。 转折发生在十一月的一个周末，辅导员突然在班级群里发消息，说学校要给山区小学捐过冬衣物，号召大家自愿参加。 消息刚发出去三分钟，李梅的名字就出现在报名接龙的第一个，后面还跟着一句备注：“我可以负责整理衣物，晚上七点到十点有空。” 那天晚上我去学生会办公室送材料，远远就看见李梅蹲在地上，正把一摞叠得整整齐齐的毛衣往纸箱里码，旁边堆着十几个用塑料袋包好的包裹，上面写着“儿童图书”“保暖手套”。 我走近了才发现，那些毛衣标签都是新的，吊牌还没拆，根本不是旧衣服。 李梅听见动静转过头，手里还捏着一只粉色的毛线手套，指腹蹭过上面的小兔子图案，小声说：“这些是我攒钱买的，山里孩子冬天没厚衣服穿。” 我盯着那些包裹上的邮戳，都是邻市一个叫“阳光儿童之家”的地址，最近的一个邮戳日期是上周三——那天她说是去图书馆的日子。 原来她每个周末都去校门口的文具店兼职，一小时十五块，攒够钱就买衣服书本寄出去，所谓的“图书馆”，其实是文具店后屋的仓库。 那个铁皮饭盒也根本不是打饭用的，里面铺着一层软布，放着她兼职记工时的小本子，还有一沓沓五角、一元的零钱，硬币被磨得锃亮，码得像小砖块一样整齐。 我们之前偷偷在她抽屉里塞零食和水果，她转头就原封不动放在公共桌上，说“大家一起吃”，不是嫌弃，是怕欠人情。她总说：“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现在更需要的是时间，不是吃的。” 有次宿舍老三丢了一百块饭卡，急得直哭，李梅默默从枕头下摸出个信封塞给她，里面是十张崭新的十元纸币，后来才知道那是她刚发的兼职工资，本来打算给山里孩子买棉鞋的。 她所谓的“柑橘过敏”，不过是怕我们总给她带水果，既不想浪费别人的心意，又不知道怎么拒绝，只能编个蹩脚的理由。 知道真相的那个晚上，我们三个室友挤在被窝里聊天，老大突然说：“咱们是不是挺可笑的，一直以为她穷，其实人家比咱们谁都富。” 第二天一早，我们把各自的零花钱凑在一起，买了两大箱童话书搬到学生会办公室。李梅看见书本时眼睛亮得像落了星星，却非要把钱转给我们，说：“这是你们的心意，我不能……” 话没说完就被老大捂住了嘴，她捏着李梅冻得发红的耳朵说：“再客气我们可生气了，以后买东西带上我们，人多力量大。” 从那以后，宿舍多了个“周末公益时间”：周六上午一起去文具店帮李梅整理货架，下午去邮局寄包裹，晚上回来围坐在灯下给孩子们写回信。 李梅的父母其实是县城中学的老师，家里条件不算差，只是她初中时去山区支教过一次，看见孩子们冻得通红的小手还在写作业，回来就开始攒钱做公益，一坚持就是五年。 毕业那天李梅抱着我们哭，说本来以为大学四年会很孤单，没想到遇到了“战友”。她把那个铁皮饭盒送给了宿舍，里面垫着张泛黄的照片——是她和十几个山里孩子的合影，孩子们举着新书，笑得露出豁牙，她站在中间，穿着我们一起买的蓝色卫衣，胸前印着四个歪歪扭扭的字：“我们都在”。 现在那个饭盒还放在我们宿舍的老地方，里面装着我们四个的毕业合照，还有一张纸条，是李梅写的：“真正的贫困不是没衣服穿，是心里没有想守护的东西。” 前几天视频通话，李梅刚考上家乡的乡村教师，镜头里她站在教室黑板前，身后贴着孩子们画的画，每幅画里都有一个太阳，旁边写着“谢谢梅老师”。 她笑着说这个月工资发下来，要给孩子们买台投影仪，这样就能看动画片了。 挂了电话我突然在想，我们当初凭什么认定她是贫困生呢？ 就因为她穿着旧衣服？因为她舍不得买零食？还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早就给“贫困”画了个圈，以为所有不符合我们生活方式的人，都活在匮乏里？ 那个掉漆的铁皮饭盒现在就摆在我书桌上，里面盛着的哪是什么贫穷啊，是一个女孩用最朴素的方式，捧出的一整个春天。 或许真正的富足从来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别人付出的心意，就像李梅说的，心里装着光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觉得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