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和母亲走，是两回事。 我爸走那年，家里顶梁柱塌了。但过年，年夜饭的桌子照样摆得满满当当。 我爸走在深秋，刚收完玉米，院里的晒场还堆着没清的秸秆。母亲把自己关在厢房哭了半宿，第二天红着眼圈爬起来，翻出父亲生前用的竹篮，踩着晨霜去赶集。她买回来五花肉、带鱼、活鸡，还有我爸最爱的酱肘子，满满当当堆了一案板。 那时候我刚上高二，放学回家总看见母亲坐在灶台前，火钳夹着柴火往灶膛里送，火苗映着她的脸，皱纹比以前深了好多，却从来没在我们面前叹过一声气。 除夕那天，她凌晨四点就起了床，厨房里叮叮当当的声响把我吵醒，推开门看见她正站在锅前焯排骨，蒸汽裹着肉香漫出来，她的袖口卷到胳膊肘，手腕上的银镯子晃来晃去，那是我爸年轻时给她打的。 那天的年夜饭，桌子真的摆满了。糖醋鱼炸得金黄，红烧肉炖得脱骨，就连我不爱吃的藕夹，母亲都做了满满一盘。弟弟忍不住伸手去捏一块排骨，被母亲轻轻拍了下手背：“等你姐和你哥回来再动筷。 ”大哥从外地赶回来，进门就去厨房帮衬，母亲却把他往外推：“你歇着，你爸不在，我得把这顿饭做好。” 开饭时，母亲把酱肘子摆在桌子正中央，给每个人碗里都夹了一块，自己却没动筷子，只是端着一杯白开水，看着我们吃，眼角亮晶晶的，嘴里念叨着：“你爸要是在，肯定要喝两盅。 ”那天的饭，大家吃得很安静，却没人放下筷子，母亲夹过来的菜，我们都逼着自己多吃两口——我们都知道，她是在硬撑，撑着让这个家看起来和以前没两样。 母亲走在开春，桃花刚打骨朵。她走得突然，脑梗发作，没留下一句话。那年除夕，我和大哥、弟弟照着母亲生前的样子，去菜市场采购。 我站在肉摊前，老板问要多少五花肉，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以前都是母亲报斤两，说“要三斤，瘦点的，炖红烧肉”，现在我连该买多少都不知道。 回到家，厨房空荡荡的，灶台上落了层薄灰，我学着母亲的样子生火，柴火却总也点不着，烟呛得我眼泪直流。 大哥在旁边切菜，菜刀剁在案板上，咚咚的声响显得格外冷清，他切的土豆丝粗细不一，不像母亲切的那样匀整。弟弟想炸带鱼，油烧得冒烟，他把鱼一放进去，油星子溅出来，烫得他直跺脚，最后带鱼炸得焦黑，根本没法吃。 那天的年夜饭，桌子上也摆了七八道菜，却怎么看都透着寒酸。没有炖得软烂的红烧肉，没有外酥里嫩的糖醋鱼，就连母亲最拿手的八宝饭，也因为我放多了糖，甜得发腻。我们三个坐在桌前，谁都没怎么动筷。 大哥拿起酒杯，倒了三杯酒，一杯洒在地上，嘴里低声说：“爸，妈，我们来看你们了。”弟弟突然哭了，说：“姐，我想吃妈做的藕夹。”我鼻子一酸，眼泪忍不住掉下来——原来父亲走了，母亲还在，家就还有个模样；母亲走了，才是真的散了半壁江山。 我想起小时候，年夜饭的桌子底下，母亲总在给我们剥橘子，父亲坐在主位，给我们讲他年轻时跑运输的趣事。那时候的屋子不大，却挤得满满当当，暖气烧得足，空气里都是菜香和笑声。 我爸走后，母亲把他的照片摆在客厅正中，过年时会给他摆上一双碗筷，说“老陈，过来吃年夜饭了”；母亲走后，那张照片旁边，又多了她的相框，两只相框并排摆着，看着我们三个手足无措地摆弄着一桌饭菜，却再也没人给我们剥橘子，没人叮嘱我们“慢点吃，别噎着”。 后来我才慢慢懂，父亲是家的骨架，撑着屋顶，挡着风雨，他在，我们就有安全感；母亲是家的血肉，填着烟火气，暖着人心，她在，我们就有归属感。 父亲走了，骨架还能靠着彼此支撑；母亲走了，血肉没了，剩下的骨架再硬，也觉得空落落的。年夜饭的桌子能不能摆满，从来不是看有没有钱买食材，而是看有没有那个愿意为你熬夜备菜、愿意强撑着悲伤也要让你吃好的人。 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亲的离开让我们学会坚强，母亲的离去却让我们明白，所谓的家，从来不是一栋房子，而是父母在时的热饭热菜，是他们唠叨里的牵挂。 那些曾经觉得平淡的日子，如今想来，全是再也回不去的幸福。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