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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国民党准备撤往台湾时,戴安澜的遗孀王荷馨接到通知,对方开口就说:“去

1949年,国民党准备撤往台湾时,戴安澜的遗孀王荷馨接到通知,对方开口就说:“去台湾吧,给你房子,给你佣人,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她只回了一句话:“我丈夫埋在哪,我就在哪。”就这一句,断了她的一生舒坦路。 消息传到安徽芜湖时,王荷馨正为家中生计发愁。四个孩子年纪尚小,最大的还在读书,最小的尚在襁褓边缘。来人说得很直接,条件也摆得明白,房子、生活、教育都有现成安排。 王荷馨听完,没有多问一句关于待遇的细节,只反复确认一件事:戴安澜的墓地不会迁走。 时间往前推七年,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战场。戴安澜时任第200师师长,奉命参与同古、野人山一线作战。 补给困难、道路不通、伤员难以转运,是当时远征军的常态。5月下旬,戴安澜在指挥部队转移途中遭日军炮击,身负重伤。部队尝试护送戴安澜回撤,但因伤势过重,于5月26日牺牲。 按照战友回忆,戴安澜在弥留之际反复叮嘱,遗体务必运回国内安葬。 三个月后,戴安澜的棺木由缅甸密林一路展转,经云南、贵州等地辗转回到芜湖。沿途行军、抬棺、躲避空袭,全靠官兵轮换完成。 王荷馨接到正式讣告的那天,家中没有旁人。王荷馨后来对邻里说过,那一天不是哭得最厉害的一天,而是最清醒的一天,因为王荷馨清楚,接下来所有事都要靠王荷馨一个人撑着。 抗战胜利后,政府依照规定向烈属发放抚恤金。王荷馨没有将这笔钱用于添置衣物或改善住处,而是联系当地教育人士,筹办“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学校选址简陋,教学条件不足,王荷馨不懂课程设置,却每天出现在工地,搬砖、和泥、修墙,能做什么做什么。 生活最紧张的几年里,物价飞張,王荷馨靠织布、做零工补贴家用。家里粮食不足时,王荷馨会将仅有的食物分给孩子,自己简单对付。 孩子学习不好,王荷馨会在夜里点灯陪着写字。王荷馨常提一句话,不算训诫,却让孩子记了一辈子:戴安澜流过的血,不是用来换懒散日子的。 1956年,国家正式追认戴安澜为革命烈士。王荷馨收到通知后,犹豫许久才动身前往北京。授予仪式当天,王荷馨穿着反复缝补的旧衣,没有主动与任何人攀谈。奖 章带回芜湖后,被王荷馨挂在屋中高处,平日少有人注意。邻居夸赞时,王荷馨只回应一句,这是戴安澜的荣誉。 孩子逐渐长大,其中长子戴复东后来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参与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国家工程项目。外人询问成长经历时,戴复东很少谈苦,只提到母亲管得严,也记得清。王 荷馨对孩子的要求并不复杂,读书、做人、守规矩,三件事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