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6年，包拯当面质问宋仁宗：“陛下迟迟不立太子，是何原因？”仁宗感到不爽，反问：“你想立谁？”包拯回答：“陛下没有亲儿子，臣理解，因为臣快七十了也没儿子。所以臣都是为了社稷考虑，陛下不该怀疑臣有私心。” 此言一出，殿内寂然无声，众臣低头，莫敢仰视。仁宗默然良久，原欲斥责之语竟哽于喉间，难以出口。包拯之言，不荐一人，不涉一党，唯以国计民生为念，其诚其直，如寒刃剖心，不容回避。特别是那一句“臣七十无子”，既消解了帝王的猜忌，又托出了赤胆忠心——他所争的，从来不是人选，而是国本之稳固。 包拯之问，看似冒犯，实则深谋远虑。他深知，储位空悬，诸王角力，朝局动荡，百姓遭殃。他以一己之身，直面帝王之怒，只为社稷之安危。此等勇气与担当，非忠臣不能为，非智者不能察。仁宗终被触动，不久之后，便启动了密议储君之事。数年后，赵曙被立为太子，即后来的宋英宗，国本得定，朝局免于动荡。 包拯之一问，不仅展现了其刚直不阿的性格，更彰显了其以国计民生为重的忠臣之志。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忠臣，何为真正的担当。此等事迹，流传千古，令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