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名红军在路过贵州时突然消失，中央找寻多次都没有查到他们的下落。直到67年后，才从贵州一个村子里的一位老人口中，得知他们的下落... 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进入贵州，任务是为后续主力开辟西进通道。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战略转移，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西征。 部队行至贵州石阡甘溪时，因情报失误遭遇湘桂黔三省敌军24个团合围。 敌军装备精良、兵力数倍于红军，长途行军的红军疲惫不堪，战斗一打响就陷入被动。 激战中红六军团被截成数段，伤亡惨重，部队人数锐减至不足四千人。 为掩护主力向南转移与红三军会师，任弼时下令红十八师师长龙云、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率800名战士断后。 龙云与田海清当即领命，带领部队构筑防御工事，全力阻击追兵。 十倍于己的敌军轮番进攻，红军战士凭借简陋工事顽强抵抗。 血战数小时后，800名战士已有三百多人牺牲，团长田海清冲锋时中弹牺牲。 见主力已安全远去，龙云带领剩余四百多名战士边打边撤，计划向西转移迷惑敌人。 部队一路急行军至石阡困牛山，这里三面环河、一面绝壁，地势险要却成了无路可退的绝境。 敌军紧随其后，联合当地民团完成包围，还抓来附近百姓挡在进攻队伍前方。 红军战士始终坚守不伤害百姓的纪律，面对步步逼近的人群，手中的枪始终没有开火。 民团借着百姓掩护不断推进，战士们只能放下枪支与敌军展开白刃战，身上伤口越来越多。 弹药耗尽、伤亡过半，一百多名战士被死死逼到虎井沟的悬崖边。 连长高喊着砸毁枪支的命令，战士们纷纷将武器摔碎，不愿留给敌人。 “宁死不做俘虏，不害百姓！” 战士们齐声呐喊，一个个纵身跃下七十多米高的悬崖。 与此同时，龙云带领两百多名战士趁乱尝试攀崖突围，此前部队误食桐油导致腹泻，战士们体力严重不支。 突围部队在岑巩县冠壁山再次遭遇民团包围，弹尽粮绝的战士们奋力厮杀。 龙云在战友掩护下只身突围，身负重伤的他在山中艰难跋涉，饥饿难耐时下山寻找食物。 当地百姓不了解红军身份，保长得知后带人围捕，龙云不幸被俘。 敌人对他严刑拷打，试图逼问红军主力的下落和动向，龙云始终闭口不言。 后来叛徒供出他的身份，龙云被辗转押往贵阳、长沙，最终关进湖北“军人反省院”。 1936年2月，在敌人的长期折磨下，龙云英勇牺牲，年仅32岁。 主力部队与红三军会师后，任弼时立刻派出三支搜索队返回贵州寻找红52团。 搜索队搜遍困牛山周边山谷、河流、村寨，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战士的踪迹。 长征胜利后，萧克将军一直牵挂这支断后部队，多次派人前往贵州调查，依旧毫无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专门成立调查组，翻阅大量县志档案，走访周边无数村寨，仍未获得突破性线索。 唯一的相关记录来自敌伪档案，上面只有一句模糊记载：“困牛山毙匪百余”。 2001年，石阡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杨又铸下乡调研时，听说了一个特殊习俗。 困牛山附近的村子里，每年重阳节，都会有村民自发前往一处悬崖焚香烧纸。 杨又铸觉得事有蹊跷，多次前往困牛山村走访，可老人们起初都不愿多谈。 他一次次登门拜访94岁的蔡应举老人，诚恳表达还原历史真相的心愿。 蔡应举老人终于被打动，带着杨又铸来到虎井沟悬崖边，讲述了当年的场景。 他亲眼看到红军被敌军逼迫，为了不伤害挡在前面的百姓，选择砸毁枪支跳崖。 第二天，村民们悄悄前往崖底，看到满是烈士遗体，自发将遗体收敛安葬。 为了纪念这些红军战士，村民们每年重阳节都会来祭奠，这个秘密一守就是六十多年。 老人还透露，当年有两名战士跳崖后被树枝挂住幸存，一人后来被国民党军队发现杀害，另一人被村民收养。 杨又铸顺着线索继续追查，找到了被收养战士的儿子陈德昌，得知其父原名何步荣，是红52团的司号员。 何步荣跳崖时被崖壁上的藤条缠住，深夜苏醒后爬了出来，藏起随身携带的军号和马灯。 他一路躲避追捕，被村民陈国善收留，改名为陈世荣。 新中国成立后，陈世荣担任了27年村干，每年都会悄悄前往悬崖边祭奠牺牲的战友。 2001年陈世荣去世前，向家人讲述了当年的经历，留下了珍贵的口述记录。 杨又铸随后两年，走访了十多个村庄的一百多名亲历者和后代，收集到大量一手资料。 他还找到了何步荣当年遗留的军号，斑驳号身见证了悲壮历史。 2004年，中央党史研究室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核实，正式确认了困牛山红军集体跳崖的史实。 当年消失的800名红军，下落终于全部查明，牺牲的战士们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萧克将军亲笔题写“困牛山红军壮举纪念碑”，纪念碑矗立在虎井沟悬崖旁。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