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时候，金庸来浙江杭州访问，向杭州市政府提出，批给他两亩地，由他建一个别墅，然后金庸把自己在香港、美国的藏书都运回来，建一个藏书楼。之后，金庸提出要在杭州安度晚年。等百年之后，别墅和藏书一起送给杭州。   上世纪90年代，金庸早已名满天下。   在香港写完一部又一部武侠巨著，创办《明报》，在报界、文坛呼风唤雨之后，他的心思却慢慢又飘回了浙江老家。这个从海宁走出的查良镛，想给故乡留点实在的东西。   1992年，他总算抽出身回到嘉兴，想起多年前的念头，干脆拿出上千万元，在嘉兴学院捐建了一座现代化图书馆。   楼盖起来不算完，他又自掏腰包加了20万港币买书，生怕只是“空架子”。1994年，“金庸图书馆”落成，成了嘉兴学院一道新地标。   这一手，浙江省看在眼里。为了回馈他的义举，省里在1990年代中期特批了一块风水宝地：西湖风景区灵隐路旁，两亩地，背山面湖。   对一个在书堆里长大的文人来说，这样的地方几乎是梦里才有的归宿。   金庸少年时躲战火、丧母、辗转求学，靠着读书挺过艰难岁月；青年时代没当成外交官，却在报社做起编辑，最后以《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写出半部华语武侠史；年过八旬，又跑去剑桥读博士，研究唐朝皇位继承。对他来说，真正的家，从来是书与学问。   因此，拿到那块地，他第一反应不是造什么“豪宅”，而是想在西湖边建一处“书舍”。   设计交给最懂西湖的杭州园林管理局，格局则全按江南园林的三进院落来：前厅取名“耕耘轩”，用来宴客论道；后面的书房叫“赏心斋”，预备放满从香港、美国运来的珍本善本；主楼题为“松风明月楼”，窗外就是西湖的水光山色。   室内装修，他又请了香港公司操刀。上世纪90年代，在杭州给每个房间铺厚地毯、装冷暖空调，还真算是走在时代前头。   房子建好那天，他亲自题名“云松书舍”，又把书迷们用作品书名拼成的那副对联写在“耕耘轩”门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那一刻，这座藏在双峰插云间的小院，像是从他小说里走出来的一处世外桃源。   接下来几年，他陆续把自己在世界各地攒下的书一箱箱运进来，有古籍，有手稿，也有研究用书。云松书舍真成了属于他的“书中江湖”。   照理说，故事到这里已经很圆满：一个武侠宗师，在西湖边有了安度晚年的所在。   可真正住进去两天，他心里却突然起了别的念头。站在“松风明月楼”的窗前，他看着湖光山色，回想起自己笔下反复写的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这么一处依山傍湖的宝地，这么一座花费巨资、凝聚心血的书舍，如果只是自己偶尔来住住，邀三两好友喝茶谈诗，和那些圈地自赏的富人究竟有什么区别？   从海宁到丽水，从香港到剑桥，他见过的乱世、读过的典籍，都在心里翻涌。他知道，查家祖屋里那些书，如果当年只是锁在柜子里，他恐怕走不到今天；那他现在又凭什么，把这片最好的风景，只留给自己？   这个念头一生出，便再也按压不住。于是，他做出了那个让杭州震动的决定：将云松书舍连同里面的全部藏书，无偿捐赠给杭州市。   对一个曾经吃过苦、又靠自己的笔打下江山的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的“放手”。他可以选择在这里终老，可以把这处住所留给后代，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件足以载入遗嘱的遗产。但他最后还是把门彻底推开，让陌生人进来喝茶、看书、看湖光。   云松书舍从此不再是私人别墅，而是西湖边一处免费开放的文化客厅。“耕耘轩”里茶香缭绕，成了文人雅集之地；“赏心斋”高高的书架，为每一个爱书人留出位置；那些从香港、美国漂洋过海来的书，再次被陌生的手翻开。   2018年，94岁的金庸在香港离世，骨灰安放在大屿山宝莲禅寺。人走了，书舍还静静立在西湖之畔。   游客走进院子，仰头望着门上的那副对联，很难不想到：写出无数大侠的人，最后用一座房子，替自己写下了人生最后一章。   在房价节节攀升、人人为“学区房”“江景房”焦虑的时代，金庸把最好的地段、最精致的房子和最值钱的藏书都交给了公众。他用行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真正的豪宅，不是只属于一个人的院墙，而是能让更多人自由呼吸的精神空间；真正的财富，不是握在手里的房本，而是可以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   云松书舍的故事，会在游客、读者和后来的年轻人嘴里一直讲下去。比起那几亩地、那几栋楼，更值得记住的，是一个老书生把“家”重新定义的方式，把最好的，留给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