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5名被俘的志愿军战士，选择独自前往中立国巴西，他们放弃了回到中国大陆，放弃了和家中的亲人团聚，自行去到那个遥远且陌生的新大陆。 四川达州的陈德明，那年刚满21岁。出发去朝鲜时，老娘塞给他的粗布帕子里包着七块银元，还有一张用毛笔写的“平安”二字，他一直藏在贴身处，直到战俘营的看守搜走所有个人物品。1951年冬，上甘岭战役的炮火炸断了他的左腿，昏迷中被抬进美军战俘营，醒来时只看到铁丝网外灰蒙蒙的天，和身边战友们同样迷茫的眼神。他不是没想过回家，夜里睡不着就摸着凉飕飕的断腿，想起老娘在村口老槐树下踮脚眺望的样子，眼泪能把枕巾浸得透湿。可战俘营里的日子，远比战场更磨人。美军看守的威逼利诱，亲共与反共战俘之间的冲突，还有“回国后会被清算”的谣言像毒藤一样蔓延，让这群年轻的战士陷入了绝境。 当时的战俘遣返谈判，卡在“自愿遣返”原则上拉锯了整整两年。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成立，允许战俘自主选择去向：回国、去台湾，或是前往中立国。陈德明身边的战友，有的咬着牙要回家，哪怕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有的被谣言吓住，选择了去台湾；而他和另外54人，最终在表格上勾选了“巴西”——一个只在地理课本上见过的名字。没人知道巴西具体在哪里，只听说那是个远离战争的新大陆，能给他们一条活路。做出选择的前一夜，陈德明把藏在夹层里的“平安”字条撕成碎片，混着泪水咽进肚子，他想，或许这样，老娘就不会怪他不孝了。 这群战士抵达巴西时，正值南美大陆的旱季。里约热内卢的港口挤满了移民，他们穿着不合身的旧军装，拖着伤病的身体，连一句葡萄牙语都不会说。陈德明和另外三个战友被安置在圣保罗州的一个农场，每天跟着当地农民种咖啡、砍甘蔗，工钱只有当地人的一半。语言不通就靠手势比划，吃不惯巴西烤肉就自己煮野菜粥，夜里挤在茅草屋里，有人会突然唱起《志愿军战歌》，唱着唱着就哭了。有个叫李建国的战士，家里有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他省吃俭用攒钱寄信，可那些写着中文地址的信件，大多石沉大海。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他才通过香港的亲友辗转收到消息：妻子早已改嫁，女儿成了一名教师，却从未听说过自己的父亲。 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叛徒”，是背弃祖国的人。可只有亲历过战俘营的人，才懂那种两难。当时的战俘营里，反共势力经常制造冲突，甚至暗杀主张回国的战俘。有个叫王富贵的战士，因为坚持要回国，被人在饭里下了毒，没等到遣返就没了性命。陈德明亲眼看到他倒在自己面前，嘴里还念叨着“想回家”。这些战士不是不爱国，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为了保家卫国才踏上战场。可在战俘营的特殊环境下，回国意味着可能面临的猜忌和处分，去台湾又违背自己的信仰，中立国成了唯一的折中选择。他们带着对祖国的愧疚，对亲人的思念，在异国他乡艰难求生。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一些巴西的志愿军老兵开始尝试联系国内。陈德明通过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终于找到了老家的亲戚，才知道老娘在他走后不久就哭瞎了眼睛，临终前还攥着他的旧军装，嘴里喊着他的小名。那一刻，已经年过花甲的陈德明，在电话里哭得像个孩子。他想回国看看，可身体早已不允许。后来，他让儿子带着自己的骨灰回到四川，埋在老娘的坟旁，墓碑上只刻着“儿陈德明，归乡”五个字。 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这55名志愿军战士的选择，放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充满了无奈与挣扎。他们没有背叛信仰，只是在特殊的环境下，选择了一条能活下去的路。他们在巴西繁衍后代，不少人始终保持着中国的生活习惯，教子女说中文、写汉字，每逢清明就朝着北方祭拜。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对祖国的思念，也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游子对故土的眷恋。 国家的强大，从来不是让每个人都必须做出悲壮的选择，而是让每个在外的游子，都有回家的底气和尊严。这55名战士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无奈与坚守，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