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55名被俘的志愿军战士，选择前往中立国巴西。他们放弃了回到中国大陆，放弃了和家中的亲人团聚，独自去到那个遥远且陌生的新大陆。 朝鲜战争从1950年6月爆发，到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持续三年多时间。这场冲突涉及联合国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总计造成数百万军民伤亡。中国志愿军于1950年10月入朝作战，目的是支援朝鲜抵御联合国军推进。战争中，中国志愿军投入兵力超过百万，承担了大量地面作战任务。被俘战士多在1951年至1952年的战役中落入联合国军手中，如长津湖战役和上甘岭战役。这些战役中，志愿军面对装备优势的对手，付出高昂代价。联合国军设立战俘营，主要位于韩国南部，包括巨济岛营地。营内关押了超过10万名中国和朝鲜战俘。营地管理由美国主导，其他联合国成员国参与。战俘生活面临食物短缺和医疗不足问题。联合国军对战俘进行分类，区分愿意遣返和不愿遣返者。这项分类源于停战谈判中的遣返原则争端。 停战谈判于1951年7月在开城启动，后移至板门店。谈判焦点之一是战俘遣返问题。联合国方面坚持自愿遣返原则，即战俘有权选择是否返回原籍。中国和朝鲜则主张全部遣返。1952年10月，谈判因遣返问题陷入僵局，导致战争延长。最终，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态度转变，推动谈判进展。停战协定规定设立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印度、瑞士、瑞典、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组成。委员会负责监督不愿遣返战俘的解释程序。总计有约2.1万名中国战俘不愿返回大陆，其中多数选择去台湾。少数战俘寻求中立国安置，以避开冷战对立。巴西作为中立国，同意接收部分此类战俘。选择中立国的战俘总数为88人，包括76名朝鲜人和12名中国人。他们于1954年2月从仁川港出发，先抵达印度马德拉斯。 在印度，这些战俘安置于军营，接受临时庇护。印度政府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包括英语培训和职业技能课程。期间，一些战俘改变主意，返回原籍国。剩余者等待进一步安置。巴西政府在1955年底同意接收55名战俘，其中50名为朝鲜人，5名为中国人。这批人于1956年2月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巴西选择的原因包括其中立地位和发展中经济，提供就业机会。联合国和国际红十字会协调安置过程。战俘抵达后，先安置于弗洛雷斯岛，原为军事设施。岛上设施包括宿舍和教室，用于语言适应。巴西葡萄牙语成为主要障碍，战俘需学习基本表达。安置期为5个月，期间接受医疗检查和心理支持。巴西长老会等组织提供援助，帮助战俘融入社会。 安置结束后，战俘分散至巴西各地，如圣保罗和贝洛奥里藏特。多数从事体力劳动，如农场工作或工厂装配。巴西经济当时以农业和工业为主，咖啡种植和制造业吸纳劳动力。这些战俘缺乏专业技能，从底层起步。部分人通过社区网络获得稳定职位。巴西社会对移民相对开放，但文化差异导致适应挑战。饮食从米饭转向本地菜肴，社交方式需调整。战俘中多人娶当地女性，建立家庭。子女在巴西出生，接受当地教育。战俘保持低调，避免政治活动。巴西与中国于1974年建交前，两国无正式外交联系。这些战俘的后代成为中巴民间联系桥梁。部分后代从事商业或农业，融入巴西中产阶层。 历史记录显示，选择巴西的5名中国战俘来自不同省份，入伍前多为农民或工人。他们在战俘营经历分类筛选，表达不愿返回意愿。联合国军在营内开展教育活动，介绍中立国情况。巴西被描述为资源丰富国家，有土地分配机会。这影响了部分战俘决定。相比返回大陆或去台湾，中立国提供中性环境。战俘营内部存在派系分歧，亲共和反共团体冲突频发。联合国军干预维持秩序，但暴力事件仍发生。选择中立国的战俘占比小，反映个人考量多样。巴西安置方案由联合国难民署协调，确保基本权利。抵达巴西后，战俘领取身份文件，获得居留许可。初期生活依赖援助，后逐步自立。 巴西政府对这些战俘提供有限支持，如住房补贴和就业介绍。长老会农场成为安置点之一，战俘参与作物种植。咖啡和甘蔗田劳动强度大，但提供稳定收入。部分战俘转向城市，进入纺织或机械厂。工资水平虽低，但高于战俘营生活。语言学习通过夜校完成，逐步掌握对话能力。家庭形成后，战俘生活趋于稳定。子女教育强调本地文化，学习葡萄牙语。战俘晚年多依赖养老体系，部分加入社区协会。他们的经历记录于历史档案，如巴西移民局文件。国际研究者通过访谈收集口述史，补充官方记录。这些资料显示，战俘适应过程渐进，避免剧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