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7岁梁从诫被下放江西劳动，妻子周如枚立刻提离婚，还给儿子改名换姓，不久后改嫁，12年后，人们看到周如枚的下场，纷纷感慨：凉薄之人，终究没有好下场！ 名门之后的婚姻故事，常被人赋予传奇色彩，可梁从诫与周如枚这一对，留下的却是一道长期被争论的问号。一个在逆境中咬牙坚持，一个在风暴来临前先行下车，等十二年后结局摆在众人面前，许多人把它归结为一句“凉薄之人终无好下场”，却很少再愿意回头看清当时的路有多难走。 他们的缘分始于两家胡同相邻的日常。梁思成和周培源在清华、西南联大讲学，来往亲密，孩子们在狭窄的胡同里追逐玩闹，一起上学放学，悄悄把友情酿成青涩情愫。 成年后，一个走上历史学道路，一个在翻译领域崭露头角，父母顺水推舟，一九五五年他们在亲友祝福中成婚，第二年有了儿子梁鉴，小小四合院里书声笑语不断，曾是旁人眼中最体面的知识分子家庭。 梁从诫出身在几乎可以写进教科书的名门，祖父是梁启超，父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却没有走建筑那条备好路，而是选择了自己心爱的历史，毕业后跑到云南教书，讲课生动有趣，是学生口中的好老师。 周如枚作为物理学家的女儿，自小英文流利，帮父亲翻译论文，后来自己也成了专业译者。那时的他们，并肩站在新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前列。 一九六九年，全国风雨飘摇，风浪席卷到了这个家庭。三十七岁的梁从诫被下放江西，身上只带着几本书和简单衣物，被分配到偏远公社的土坯房，每天扛着锄头下地，手上磨出血泡，体力透支，却仍在夜里摸黑翻书。 他知道，个人命运在大潮面前不值一提，但读书这件事，能让他在泥水之中保住一点尊严。 留在北京的周如枚，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煎熬。丈夫身份骤变，风声随时可能波及家人，在那个讲究“划清界限”的年代，一个妻子要不要和“问题对象”断开，这不只是感情问题，更是自保和孩子前途的问题。 她沉默挣扎之后提出离婚，争取到儿子抚养权，又把名字从“梁鉴”改成“周志兵”，在档案和户口上与梁家彻底分开。 这一步在旁人看来冷酷无情，事实却比评语复杂得多。离婚之后，她既要承受单亲生活的压力，又要面对四处而来的议论。再婚于麻醉医生谢荣，重组家庭，镜头看上去似乎是“另觅幸福”，可在许多饭桌背后，她始终是那个被人提起就摇头的“狠心女人”。 而远在江西的梁从诫，在日复一日的体力劳动间，仍会抬头望月想起儿子和那段婚姻，却从不在信里留下一句怨言。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他比谁都清楚，每个人背后都有自己的恐惧与盘算。他把能掌控的，只放在如何活下去、如何不放弃读书这件事上。 七十年代末风向渐转，他结束下放回到北京，先是到处碰壁寻找工作，后来终于安顿下来，又一步步从历史学者转向环境保护行动者。 创办“自然之友”，推动保护藏羚羊和金丝猴，为北京奥运环保出谋划策，晚年获得“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成为中国民间环保的代表人物。再回头看，他用几十年的时间，把自己的人生从“被动承受”变成“主动承担”。 周如枚的人生则在另一条轨道上急速收窄。她靠翻译维持生计，在新的家庭中扮演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表面平静无波，身体却悄悄亮起红灯。 四十多岁那年，她被确诊重病，很快消瘦得形容枯槁。病房里，有人为她叹息，有人冷冷说这是报应，她听在耳里，却已无力争辩。临终前，她想起胡同里的童年，想起婚礼上的喜悦，也想起那封寄往江西、改变四个人命运的离婚信，眼角滑落的眼泪里有悔意，也有无奈。 儿子长大后得知身世，决定把名字改回梁鉴，又给女儿取名梁周洋，把两个姓都写进下一代的身份里，像把被时代撕开的口子悄悄缝上。 周如枚的女儿谢兰在大洋彼岸闯出了自己的天地，梁从诫则在国内奔走呼号，直到七十八岁去世。这些延续的生命轨迹，让人看到的，不再只是“谁负了谁”，而是一个家族在风浪之后学着与过往和解。 十二年后，人们站在结果旁边很容易下结论，可如果把视线往前推回到一九六九年那间胡同小屋，很难说当时的每一步可以轻易换一种走法。 梁从诫选择了扛过去，把个人命运和更大的公共事业系在一起；周如枚选择了抽身，把自己和孩子从她认为的深渊边缘拉开。谁高谁低，谁对谁错，或许并没有标准答案。真正值得被记住的，除了他们各自的结局，还有那个年代如何逼着人，在情感与生存之间做出常人难以想象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