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民国史的朋友都知道，蒋介石对日战犯的态度向来复杂——他能顶着舆论压力放冈村宁次一马，却对土肥原贤二这个日本特务头子恨得咬牙切齿，直言要“食其肉寝其皮”。 要知道，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里，土肥原的官阶不算最高，却被蒋介石亲自定为中国提交战犯名单的第一名，还被他私下骂作“土匪原”。 这份深入骨髓的痛恨，绝非简单的民族仇恨，而是掺杂着政权威胁、个人耻辱与家国破碎的多重伤痛，最终推动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要将这个“分裂中国的总策划”送上绞刑架。 土肥原到底做了怎样的恶，能让蒋介石如此痛恨？ 土肥原这个老鬼子，堪称日本侵华的“幕后黑手”，作为继青木宣纯、坂西利八郎之后的第三代“中国通”谍报头子，他一辈子没打过几场正面仗，却专干挑唆离间、分裂国土的勾当。 1931年“九一八事变”，虽然他当时在东京汇报，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铁证如山：土肥原主持的沈阳特务机关是事变核心，他还公开叫嚣“满洲悬案需以武力满洲悬案需以武力解决”，事变后三天就赶回东北就任沈阳市长，亲手将溥仪从天津劫持到长春，炮制出 伪满洲国这个怪胎。 对蒋介石来说，东北是国民政府的重要统治区域，伪满洲国的成立不仅让他丢了半壁江山，更让他这个“国家领袖”颜面扫地，成为国际笑柄。 更让蒋介石难以容忍的是土肥原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 1935年，这个老鬼子带着《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跑到北平，逼着宋哲元在11月20日前宣布华北五省脱离中央，还以关东军陈兵长城、海军封锁塘沽相威胁。 要知道，华北是中国的政治经济腹地，一旦分裂，国民政府将彻底沦为地方政权。 蒋介石一边急电宋哲元“绝对听命中央，决裂亦不惜代价”，一边暗中协调国际压力，才勉强挫败了这个阴谋，但冀东伪政权的成立，还是让华北成了“半独立”状态。 中国法官倪征燠战后回忆时直言：“若论对中国的破坏作用，土肥原无出其右者”，他就像一根毒刺，专门扎在国民政府的统治根基上。 真正让两人结下死仇的，是1938年的兰封战役与花园口决堤。 当时土肥原率14师团两万兵力孤军长驱直入，蒋介石调集15万大军将其包围，连程潜都拍着胸脯说“就是吃也能把他吃掉”。 可没想到，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桂永清、黄杰临阵脱逃，让土肥原成功突围，反而逼近开封。 为了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扒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结果造成豫皖苏三省89万人淹死饿死，390万人流离失所，日 军却仅伤亡千余人。 这场被蒋介石在日记里痛斥为“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的惨败，让他既丢了军事颜面，又背负了千古骂名，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正是土肥原。此后多年，蒋介石一提到这件事就怒不可遏，认定土肥原是“毁我声誉、害我百姓的元凶”。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终于有了雪耻的机会。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拟定战犯名单时，蒋介石亲自拍板，将土肥原贤二排在甲级战犯名单首位，明确指示“此人罪大恶极，必须严惩不贷”。 当时美国出于控制日本的战略考量，对部分战犯态度暧昧，甚至有人提出“土肥原虽有阴谋，但无直接杀人证据”，但蒋介石态度坚决，通过外交渠道多次向盟军最高统帅部施压，要求必须将土肥原定为死罪。 他在日记里写道：“五十年国耻，个人所受逼迫侮辱，唯此獠为甚，不诛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谢天下”。 东京审判的过程，成了中方与土肥原的“殊死较量”。 这个老鬼子深知自己罪行累累，在法庭上采取“沉默战术”，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妄图凭借“证据不足”逃脱制裁。 关键时刻，蒋介石政府给中国代表团全力支持，不仅提供了大量土肥原策划分裂活动的线人证词，还支持法官倪征燠深入日本陆军省档案库搜寻铁证。 倪征燠后来在《淡泊从容莅海牙》里回忆，那段时间他每天在堆积如山的日文档案里筛查，眼睛累到红肿，终于找到一份《奉天特务机关报》，上面赫然写着“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直接驳斥了辩方“土肥原为人忠厚”的谎言。 更致命的是，中方还拿出吴佩孚夫人张佩兰的证词，通过盘问板垣征四郎，迫使他当庭指认土肥原策划拉拢吴佩孚建立伪政权的阴谋，彻底打破了土肥原的沉默防线。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判：土肥原贤二因“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数罪并罚，判处绞刑。 这个结果背后，离不开蒋介石政府的持续推动——中国代表团在法庭上多次据理力争，甚至以退出审判相威胁，最终说服美、英等国法官达成共识。 判决下达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元凶伏法，雪耻之志得偿，中华正气终存 ”，难掩心中快意。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 7名被判绞刑的甲级战犯通过抽签决定行刑顺序，土肥原贤二“不幸”抽中第一号，成为第一个走上绞刑架，被绞死的战犯。 回望这段历史，蒋介石对土肥原的痛恨，本质上是对“分裂者”的零容忍。 正如倪征燠所说：“土肥原的死，不仅是一个战犯的终结，更是对一切分裂国家、破坏和平者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