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张伯驹最后一次留影，他一辈子向故宫捐献了三万余件文物，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拍摄于这一年的2月25日，就在第二天，张伯驹与世长辞。 谁能想到，这位镜头里面容清癯、神情淡然的老人，竟用一生的光阴，扛起了战乱岁月里守护中华国宝的千斤重担。他的这份捐献，从来不是一时的慷慨之举，而是扎根心底的信仰，更是跨越半生、从未动摇的坚守。 旁人只看见他捐出的三万余件文物，却少有人知晓，这些国宝的背后，是他倾尽家财的付出，是九死不悔的执着，更是刻在骨血里的家国情怀。 张伯驹出身官宦世家，家底殷实，本该过着锦衣玉食的安稳日子，却偏偏对古文物收藏倾注了全部心力。 这份痴迷的起点，从来不是贪图藏品的价值，而是源于一次锥心的遗憾。他亲眼见证唐代韩干《照夜白图》流落海外，眼睁睁看着国宝飘零异国，这份痛，成了他往后半生守护文物的执念。 他自此立下誓言，但凡经自己手的国宝，绝不能再重蹈覆辙，一定要让这些承载中华文脉的珍品，稳稳留在故土之上。 为了护住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这件被称作“法帖之祖”的传世孤品，他足足等了两年，三番五次托人交涉求购。 溥儒最初开出二十万大洋的高价，他拿不出这笔巨款，却始终没有放弃，反复叮嘱对方切莫将国宝卖给洋人。直到溥儒为母筹办丧事急需用钱，他才在友人斡旋下，凑齐四万大洋将这件珍品收入囊中。 消息传出后，日本人立刻开出三十万大洋的天价想要收购，张伯驹当场回绝，字字铿锵，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中华国宝，岂能流出国门半步。 1941年的上海，张伯驹遭遇绑架，绑匪狮子大开口索要天价赎金，更扬言若拿不出钱，就让他变卖手中藏品抵偿。 身陷险境的八个月里，他以绝食抗争，半点不肯松口，只托人给妻子潘素带了一句话：你拼尽全力救我都无妨，哪怕救不出来也没关系，唯独那些藏品，你必须死死守住，绝不能为了赎我变卖。 这份决绝，让绑匪无计可施，最终潘素变卖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凑齐赎金将他救出，而他守护的那些国宝，件件完好无损。 为了买下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这幅中国现存最早的山水画，他更是做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抉择。 他毫不犹豫卖掉了北京弓弦胡同的宅院，那处宅子本是清末李莲英的旧居，占地十五亩，亭台楼阁一应俱全，是旁人求之不得的宅邸。卖房的钱款仍不够，潘素便再次掏空首饰盒，夫妻俩倾尽所有，才将这件国宝牢牢攥在手里，彻底断了外国古董商觊觎的念头。 这样倾尽家财的收藏，换来的不是私人的珍藏独享，而是毫无保留的捐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驹开始陆续将毕生所藏捐给国家，1956年，他一次就捐出《平复帖》《游春图》《张好好诗》等八件顶级国宝，这些藏品件件都是稀世珍宝，直接撑起了故宫博物院书画收藏的半壁江山。国家感念他的付出，要奖励他二十万元巨款，他分文不取，只坦然收下了一张文化部签发的褒奖状。 晚年远赴吉林任职，他又将身边仅剩的、视作精神慰藉的南宋杨婕妤《百花图》等六十余件珍品，悉数捐给当地博物馆，彼时他已是暮年，身边再无多少值钱物件，却依旧把最后一点珍藏，献给了国家的文博事业。 他曾说过，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便足矣。这短短数语，道尽了他一生的追求。 如今再看当下的收藏领域，不少人把文物当成了敛财的工具，眼里只盯着藏品的市场价格，盘算着转手牟利，甚至有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全然忘了文物本身承载的民族文脉与历史价值。收藏于他们而言，是生意，是筹码，唯独不是责任。这般心态，与张伯驹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倾尽家财收文物，分文不取捐国家，不求名利，不求回报，甚至甘愿为此身陷险境、过着清贫日子，只守着一份纯粹的家国初心。这份不计得失的坚守，这份以小我护大义的格局，在当下愈发显得珍贵。 张伯驹的晚年，境遇并不算顺遂，却始终不曾放下对文物保护的执念。 即便身处困境，依旧尽心尽力为各地博物馆鉴定文物、寻访珍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念的依旧是那些国宝的留存与传承。 那张最后的留影里，他神情平和，不见丝毫遗憾，这份淡然，源于他一生无愧于心，无愧于民族，更无愧于中华文脉的守护使命。 他只是一介文人，却用一生践行了何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捐出去的是三万余件价值连城的文物，留下来的，却是永不褪色的民族风骨，是守护文脉的不朽担当。 收藏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占有，而是守护，是让国宝扎根故土，让文明代代相传。试问当下，又有几人能放下一己私利，做到这般倾尽所有，只为护住民族的根与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