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3月，开国少将孔俊彪回到宁化。在县招待所，孔俊彪对时任县武装部政委的周积源说道 ：“我这次回宁化只住两天，我有位战友叫卢林根，和我同是城关角头街人。长征到达遵义时，卢林根身负重伤，弥留之际嘱托我，让我转告他家人，他是什么时候战死，死在什么地点。请帮我查一查卢林根家有没有后人，我要见他们。” 孔俊彪出生在宁化城关角头街，1917年生人，家里靠种地为生，日子紧巴巴。少年时亲眼看惯兵荒马乱，很早便认定只有跟着红军走才有出路。 1933年，他参军入红军，从搬运弹药、担架开始干起。第二年部队开始长征，他跟着队伍转移，从宁化出发，先在江西突围敌军“围剿”，又一路北上，渡湘江，翻雪山，过草地。长征途中，他在1935年正式入党，当上了连队指导员，一边带队行军作战，一边做战士的思想工作。 那段时间里，他和同样出自角头街的卢林根走得尤其近。卢林根1934年参军，出身也不宽裕，两人年纪相仿，背着同样沉甸甸的口粮袋，一起趟过泥泞和沼泽。 在遵义前后几场阻击战里，两人并肩上阵，过草地时会悄悄替对方多扛一点负重。正因为这样的日夜相伴，才有了后来那句让人记一辈子的托付。 1935年初，红军转战到贵州遵义一带，敌军围追堵截越收越紧。在一次阻击战中，炮火把阵地翻了个遍，卢林根被弹片炸中腹部，血很快染透了军装。孔俊彪冒着枪林弹雨把他拖到隐蔽处，想办法包扎，却怎么按都止不住血。 卢林根脸色惨白，拉着他的手艰难挤出几句话，让他日后回宁化时，一定要告诉家人，自己倒在遵义战场，是为了革命牺牲。话一说完人就昏过去，孔俊彪只以为这一别就是生死。他擦干眼泪，又回到火线指挥阻击。战后再回头寻找，只见残破的阵地和无名的尸体，再也找不到那张熟悉的脸。 长征走完，他进入八路军序列，先后参加百团大战、沁阳攻坚等战斗，破坏日军交通线，组织攻城，解放战争中又在辽沈和平津战场上负责后勤和伤病员转运。 1955年授衔时，他已经是少将，后来调任兰州军区副政委，管理大片部队。他在部队里几十年鲜少提起自己的功劳，却总忘不了遵义那一幕。每次想起角头街，心里总会闪过战友倒在血泊中的样子，以及那句未能兑现的承诺。 直到1984年，他终于争取到一次回宁化的机会。一进招待所，他就把县武装部政委周积源叫到面前，把多年压在心里的事从头说起。他记得战友的名字，记得城关角头街的门牌，也记得那年月那场战斗的大概时间。周积源听完，没有客套，拿起笔把信息一条条记下，当场答应帮他查清卢家是否还有亲人。 当天下午，人武部的调查人员就分头出动，从老街到附近几个村，把熟悉老事的老人挨个问了一遍。宁化毕竟是老区，许多姓氏、门牌即便换过几次，仍有人能对上号。很快，有消息反映，附近村里确有一位名叫卢林根的老人，粗略情况与描述相合。 这个结果传回招待所时，孔俊彪先是愣住，半信半疑地追问是不是弄错了人。周积源再三确认信息准确，他才下决心亲自上门。 第二天，一辆车沿着山路开到村口，旧屋前已经站着一位瘦削的老人。相对而立的那一刻，两个人都沉默了几秒，随后几乎同时喊出对方的名字。五十年前一声“指导员”和一声“排长”，此时都堵在喉咙里，只剩下紧紧握在一起的手。 坐下来以后，卢林根慢慢讲起自己失去联系后的经历。那年在遵义，他昏迷被村民抬回山里，用草药敷伤，又熬稀粥一点一点喂他。等眼睛睁得开的那天，红军早已转移，他问遍周边，没有人知道队伍去了哪里。 身上没有证明，路上又是战火，他只得一路讨饭往东走，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摸回宁化。 回乡以后，他觉得能活着就是运气，既怕给组织添麻烦，也不愿在村里抛头露面讲什么战功，于是对外只说自己在外打工受了伤，然后重新拾起锄头，像普通农民一样种地过日子，把那一段经历悄悄收进记忆深处。 听着这些话，孔俊彪心里压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以为早已牺牲多年的战友，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了下来。那句托付了五十年的话，如今不用再转告家人，而是可以当面说清。两人谈起当年的湘江、草地和遵义，谈起长征后各自辗转的路，感慨多过言语。 这次短短两天的回乡之行，既是一次个人心愿的了结，也是宁化老区精神的一个注脚。从角头街走出的两个青年，一个成了开国少将，一个把军装埋在土里当了一辈子农民，他们的命运轨迹不同，却共享同一段长征路。 同样的，是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作出的选择，是对信念不动声色的坚守，也是对故乡和战友半生不变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