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国投掷第一颗实战氢弹，飞行员杨国祥按下了投弹电钮，但没想到，氢弹竟没有动静，投掷失败！就在万分紧急时刻，杨国祥舍生忘死请求“带弹着陆”！ 罗布泊冬日的天空低压阴冷，强五战机拖着白色尾迹飞向投弹圈。驾驶杆后，杨国祥紧盯仪表，只等指挥部下达命令。这条航线他已经飞了上百遍，机腹下那枚实战氢弹，却让这一趟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 从云南玉溪的彝族山村到核试验场座舱，他一步步都是踩着时代走来的。少年时代他在游击队打仗剿匪，新中国成立后被选送牡丹江航校，在日军和国民党留下的旧教练机上一次次冒险起飞，说真要出意外，大不了掉回祖国怀抱。 1956年全军大比武，他拿下多个第一，成了空军口中的“彝族之鹰”，又在强五研制中飞了两百多架次试飞，把这架国产强击机从图纸送上蓝天。 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核道路也在加速推进。抗美援朝时麦克阿瑟叫嚣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苏的核阴影长期笼罩在头顶。 1964年原子弹、1967年氢弹先后在罗布泊试爆成功，却还只是“能炸不能打”，没有可靠的投送平台，就谈不上真正的核威慑。 中央于是决定用战斗机实施氢弹实投试验，周总理圈定“政治可靠、技术过硬、经验丰富”等条件，层层选拔，最终把这根“扳机”交到最熟悉强五的杨国祥手里。 从1970年起，他和机组在戈壁上反复训练，模拟投弹一百八十多次。1971年12月30日，一级战备拉响，全国边防进入戒备状态，他驾机挂弹升空，在距离靶标九公里处接到投弹口令，按下电钮后迅速拉机脱离，却发现氢弹仍牢牢挂在机腹。 他飞快自查，确认操作无误，只得依程序申请应急、超应急投掷，三次按下按钮，氢弹始终一动不动，机上的燃油却在快速减少。 摆在他面前的路看似不少，其实条条都牵着无数人的命。此时跳伞固然能保住自己，却没人知道失控的飞机和氢弹会坠向何处；把飞机开进无人沙漠，人机同归于尽，可以保住试验场，却再也查不清故障原因，几代科研人员的心血可能得从头来过。 唯有冒险带弹返场，既为地面和周边百姓负责，也为核事业保留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却等于把自己推到生死边缘。 北京指挥所传来指示，说能投就投，实在不行就跳伞，而他在电台中却请求带弹着陆。这个决定一出，试验基地迅速疏散大部分人员，只留下师长和参谋守在塔台上，目送那架挂着氢弹的强五一点点压低高度。 杨国祥把平日训练时的每一个动作都放慢、放稳，尽可能消除多余震动，机轮轻轻擦上跑道，滑跑、减速，直到完全停下，氢弹既没有坠落，也没有爆炸。 也正因为这一趟死里求生的返航，技术人员得以完整拆检系统，很快查清是推送装置在温差作用下短路，才导致投弹失败。问题被彻底解决后，第二次试验迅速提上日程。 1972年1月7日，罗布泊飘着雪、刮着风，能见度远不如上次。杨国祥再次登上熟悉的强五，像进入又一次日常训练那样起飞、入圈、校正，在预定点完成一整套熟练的动作后按下投弹按钮，机腹一轻，氢弹脱架而去。 他立刻掉头加速返航，身后戈壁深处升起刺目的强光和滚滚巨响，那是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成功爆炸的回声。 从“有弹无枪”的被动，到真正握紧核反击的扳机，这一跨越凝结着无数人隐姓埋名的心血。人们记住了蘑菇云腾起的那一刻，却未必知道，在更早一点的时间里，有一名飞行员曾用三十分钟的生死抉择，让那枚挂在机腹的氢弹安全回仓，也让一个大国的核道路走得更稳、更有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