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广东省梅县判处了叶剑英元帅的好友、原国民党起义少将、抗日将领叶干武死刑，随即叶干武被执行死刑。 一九五〇年春天，梅县乡间的泥土还带着春雨味道，一个早已脱下军装的中年农夫突然被押上了卡车。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挑粪种田的人，几个月前还被当作国军起义将领送回家乡，他叫叶干武，黄埔一期出身，曾经握着指挥刀站在龙冈、河西，也曾拿起锄头在老家田埂上弯腰。 一九〇一年，他出生在广东梅县客家人聚居的村子里，靠着东山中学那点并不宽裕的教育资源读完书，又留校教书，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谋生。 日子紧巴巴，他只好去汕头找出路。就在汕头，他遇见了同样从东山中学走出来的叶剑英，两人同乡同姓，一见如故，大通铺上经常谈到深夜，一个是已经在粤军崭露头角的参谋长，一个是为生活发愁的小教师。叶剑英给他指出了一条新路，去黄埔。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一期里多了一个从梅县来的学生。叶干武在这里脱下教书匠的旧衣，换上崭新的军装，从排长做到营长，在军队里渐渐站稳脚跟。可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时，他没有跟着老友叶剑英走上新的革命道路，而是选择留在蒋介石一边，这一站队让两人的道路从此分叉。 一九三〇年龙冈战役，他奉命参与围剿红军，结果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他本人也成了俘虏。正是这段与叶剑英的旧交，被他主动摆上台面，换来了红军的一次宽恕。 红军对他做了思想教育，念及其职务不高又有从前的情分，把人放了。他从此退出军界，回到梅县当上畲江中学校长，似乎打定主意不再卷入刀兵。 历史却不肯放他安稳。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个黄埔一期毕业的老军官又被战事推回军界，只是这一次，他站在后方，进了青年军编练体系，当教官、做监察官，后来做到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盯着前线部队的军纪军法。 有名有位，却也越来越清楚国民政府内部的腐败和败象。抗战结束，他提出退役，不愿再为内战卖命。 这一清醒在西北战场愈发明显。一九四七年，黄埔同学李铁军出任甘肃河西警备司令，邀请他出山，他又一次犹豫后点头，去当了河西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兼监察官。到了河西，他看着大势倾斜，心里已经在盘算，等到解放军兵临城下，就选择另一条路。 一九四九年，解放军围兰州，国军溃败迹象日益明朗。叶干武很干脆，主动联系解放军，率部起义，把擦得锃亮的配枪和象征军功的派克金笔一起交给对方，那支笔是他抗战中立功后得到的奖励，此刻交出，像是在向旧时代告别。 按照当时政策，起义将领多能获得合理安置，组织也确实打算给他安排职务，可他拒绝了，只提出想回梅县种地。解放军尊重了他的意愿，给了路费，把人送回老家。 在村里，他挑着比别人更重的担子走在田埂上，后院泥土里埋着过往的勋章和证件，任由它们在潮气中生锈。他似乎真心想把自己的一生翻到新的页面，只做一个普通农民。若故事停在这里，这个黄埔老兵的人生算不上辉煌，却也平稳收场。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一九五〇年镇反运动席卷全国之时。基层机关接到清查旧军政人员的指令，在翻检旧档案时看到的是黄埔一期、军法处少将、副处长、曾参与围剿红军这样一串标签，却没有及时对接到他一九四九年兰州起义的身份。 信息阻塞加上运动气氛紧张，这些复杂经历被粗暴地压缩成四个字，反革命分子。 很快，他被逮捕、羁押、审讯。地方法院依据掌握的材料匆匆开庭，围绕他早年在国民党军队的经历列出罪状，却几乎没有为他提供辩护申诉的空间。 判决宣读后，枪声在某个偏僻的执行场响起，一个本该作为起义人员安度余生的人，就这样倒在了自己曾经誓言效忠的土地上。那一年，他四十九岁。 多年后，村里人才从零散的消息中知道，他并非简单的旧军官，而是兰州战役中率部起义的黄埔将领。 改革开放后，拨乱反正的工作展开，一九八〇年，梅县法院重新复查此案，认定当年的判决属于错案，正式撤销，并按起义人员标准恢复他的名誉。 晒谷场上那张平反通知书摊开时，许多人第一次正视这个在田间干活时看起来与普通农夫无异的亲戚原本的身份。 叶干武的一生绕了三个大弯，从教书先生到黄埔军官，从围剿战场到红军营房，从抗日军法少将到兰州起义将领，每一次抉择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 他想找的是一条对国家、对自己都能交代的道路，最后却倒在政策和信息的夹缝里，只能靠三十年后的一纸平反追回名誉。 看懂他的命运，也许更能明白，在大时代的风暴中，个人的努力和选择有多艰难，又有多容易被滚滚潮流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