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桂英，女，1905年出生于仁化县董塘安岗村。 那会儿村里老人常说，这女娃打小就“轴”。五岁那年娘要给她裹脚，她把布条子藏灶膛里，被爹追着打也梗着脖子喊：“脚是我的，凭啥要缠成粽子？”后来脚没裹成，倒落了个“野丫头”的名声。可她不管，天天跟着男娃爬树掏鸟窝，说“天下的树，男女都能爬”。 十三岁那年，叶地主家缺个帮工，爹把她送去换两斗米。她在地主家做饭、喂猪，看着地主婆对丫鬟非打即骂，丫鬟不敢吭声，她却敢偷偷把自己的窝头分给丫鬟。地主婆发现了骂她“多管闲事”，她顶回去：“都是人，凭啥她就得饿着？”这话让她挨了顿打，可第二天她照样分。 十八岁那年，家里给她说亲，对方是个比她大二十岁的老光棍，说嫁过去能换头牛。她连夜跑了，躲在村外山洞里三天，回来时对着爹娘哭：“我不嫁，我不想像我娘那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最后连自己名字都不知道。”爹娘没办法，只能退了亲，她却因此成了村里“没人要的姑娘”。 1926年，农会的人到村里宣传，说“妇女也能说话算数”。她起初不信，觉得男人的话哪能当真？可她看到邻村的王大姐以前被丈夫打得不敢出门，参加农会后敢跟丈夫说“你再打我我就去农会告你”，丈夫真就不敢了。她心里动了，偷偷凑到农会开会的窗户外听，听到“妇女要自己做主”，她一拍大腿：“这不就是我想的嘛！” 第二天她直接找农会主席，说要入会。主席看她年轻，又是个“野丫头”，怕她闹事，让她先帮忙扫地。她不嫌弃，天天来得最早，一边扫地一边听大家说话，听多了就插一句：“我觉得妇女不光要说话算数，还得认字，不认字连自己的卖身契都看不懂。”这话让主席愣了，后来真就让她办个扫盲班。 扫盲班开课那天，来了七个妇女，都是跟她一样被婆家欺负过的。她没课本，就用炭在地上写字，教大家写自己的名字。有个媳妇说：“写名字有啥用？”她说：“你写了名字，以后谁再逼你签卖身契，你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们‘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不签’。” 后来扫盲班人越来越多，她又说：“光认字不行，还得有力气，不然男人打你你躲不过。”她带着妇女们在山坳里练跑步、扔石头，说“这叫‘防身术’”。有男人笑她们“疯了”，她叉着腰喊：“等我们练好了，看谁敢欺负！” 1928年春天，国民党军来抓农会的人，她让妇女们先躲进山洞，自己带着几个姐妹引开敌人。在烟竹坳被民团围住时，她手里还攥着半截炭——那是她准备教山洞里的姐妹们写“自由”的。被捕后敌人问她农会的人在哪，她把炭往地上一摔：“我就是农会的人，要杀要剐随便！” 她死的时候才23岁，村里人偷偷把她埋在山脚下，没立碑。后来政府找她的坟，村里人凭着记忆指认，挖开时只找到几颗烧黑的炭粒——那是她教妇女写字时用的。 现在安岗村口的纪念碑上刻着她的名字，旁边总有些小姑娘在看。有次我听见一个小姑娘问：“她才23岁，不怕吗？”她妈妈说：“她怕，但她更怕以后的姑娘还像她一样苦。” 我有时候会想，陈桂英这辈子，没穿过好看的衣服，没吃过几顿饱饭，没像现在的姑娘一样谈过恋爱，她图啥呢？可看着那些在纪念碑前认字的小姑娘，又觉得她好像啥都图着了。只是偶尔会走神：要是她能活到现在，看到村里姑娘剪短发、上大学、自己选丈夫，会不会笑着说“你看，我没白折腾”？又或者，她会不会觉得，23岁的自己，其实只是想让“自己的命自己说了算”，没想到一不小心，让那么多人的命都能自己说了算了？这事儿，想想还挺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