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经战火与动荡，国家亟需文武兼备的治国之才。毛泽东深知“武夫治国”之弊，主张将领读书明理，以文化滋养军魂。 那时候部队里像老赵这样的干部不少，山西人，爹娘早亡，十五岁扛着红缨枪就参了军。从长征过草地到平型关伏击，他身上弹伤摞着弹伤，立的战功能装满一抽屉，可直到1950年去接管江南一个刚解放的小县城，才真正尝到“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滋味。 刚到县城那会儿，满目疮痍，粮仓空着，商铺关着，街上尽是面黄肌瘦的老百姓。老赵带兵打了十几年仗，习惯了“冲锋号一响就往前冲”，可面对账本上的“赤字”、仓库里的“霉粮”，他头回皱起了眉头。有天开群众会，一个老秀才颤巍巍站起来说：“长官，您能带兵打跑敌人，可老百姓要吃饭穿衣，这得靠章程，靠算计啊。”这话像锤子似的敲在他心上。 他没跟任何人叫苦，自己悄悄做起了“学生”。办公桌抽屉里多了本《常用字表》，开会记笔记的本子上，“财政”“税收”这些词旁边都画着小问号。晚上处理完公务，就拉着县财政科的老周学打算盘，老周说：“赵县长，您带兵是把好手，这些细活让我们来。”他摆摆手：“打仗得懂地形，管县得懂家底，不然就是瞎指挥。”有回算粮款到半夜，老周劝他休息，他指着墙上“为人民服务”的标语说：“老百姓等着吃饭，我能睡得着？” 那年冬天县里发大水，河堤决了个口子，村里的老百姓慌着往山上跑。老赵带着战士们扛沙袋堵缺口，冻得嘴唇发紫也没歇着。可水退了之后，要统计受灾户数、分发救济粮，他才发现自己连报表都看不懂。他把各村干部叫到一起，蹲在泥地里，让识字的念，不识字的比划，自己拿根树枝在地上记，哪家房子塌了，哪家口粮够不够，一条条都记在心里。有个村干部说：“县长，您不用这么细。”他却说：“每家每户都是老百姓，漏了一家，心里就堵得慌。” 后来县里办扫盲班，他第一个报名，跟一群娃娃坐在一起学写字，手上的老茧把铅笔杆磨得发亮。有人笑他：“县长还学认字？”他认真地说：“不认字，咋看政策文件？咋给老百姓念报纸？”扫盲班结业那天，他拿着自己写的“人民幸福”四个字，笑得眼睛都眯成了缝。 前阵子整理爷爷留下的遗物，翻出一本他当年的学习笔记，里面夹着张泛黄的纸，是他写的《我的学习心得》，开头一句是：“以前以为能打跑敌人就是本事，现在知道，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才是最大的本事。”突然觉得，那个年代的干部们，身上有种特别的实在——不怕自己不行，就怕对老百姓不住；不怵从头学起，就怵工作没做到位。他们把“担当”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融在了扛枪的手、握笔的手、握锄头的手里。有时候会想，现在我们总说“提升能力”，可比起他们那种“啥不懂就学啥，啥难就干啥”的劲头，是不是还差了点实在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