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宋双来给县委送信，路上遇到了几十个日伪军，他大惊，立即跑进了高粱地里，但日军已经看到他了！ 他当时一手攥着枪，一手死死按在怀里的信上，那信是用油布裹着的，里面是县委给游击区的指示，队长说过，信比命金贵。高粱杆子唰唰地刮着脸，他也顾不上疼，只知道往深了钻，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地上，膝盖磕在硬土块上，当时就麻了。他赶紧爬起来，摸了摸怀里，油布包还在，心里才定了点。 日伪军的声音越来越近，叽里呱啦的日语混着伪军的吆喝，听着就头皮发麻。他想起老兵说过，遇着敌人别慌，先找藏身处，再想辙。可这高粱地看着密，真要搜起来，藏不住多久。他往前跑的时候，眼角瞥见右边有个土坎，上面长着丛酸枣刺，密密麻麻的，人钻进去估计不好找。 他猫着腰挪过去，酸枣刺扎得胳膊生疼，他咬着牙往里缩，尽量让自己贴在土坎上。刚藏好，就听见几个伪军从旁边过，一个说：“那小子肯定跑不远，高粱地就这么大！”另一个骂骂咧咧：“抓住了有赏钱，都仔细点！”宋双来屏住气，连呼吸都放轻了，生怕被听见。 他偷偷往外看，日伪军分成几拨，在高粱地里乱晃，枪托子时不时敲敲高粱杆，发出“砰砰”的响。他心里数着，大概过了两袋烟的功夫，外面的声音渐渐远了，估计是搜累了，往别处去了。他没敢立刻出来，又等了一会儿，确定没动静了，才慢慢从酸枣刺丛里往外爬。 出来一看，胳膊上全是小血口子，裤腿也被挂破了，膝盖还在隐隐作痛。他没顾上这些，先检查信，油布包没破，里面的纸也干着，这才松了口气。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刚才憋着劲没觉得，这会儿才发现手心全是汗，把枪柄都浸湿了。 他不敢走大路，顺着高粱地边上的埂子往前挪，埂子窄，只能侧着身子走，走几步就得回头看看。天快黑的时候，才看见前面有个破庙，是之前约定的接头点。他绕到庙后，敲了三下墙，里面有人问：“干啥的？”他答：“送灯油的。”这是暗号。 门开了，是县委的老张，看见他一身土一脸伤，赶紧拉他进去。“咋搞成这样？遇着鬼子了？”宋双来把信递过去，喘着气说：“嗯，几十个，躲酸枣刺丛里了。”老张拆开信，看完点点头，拍了拍他的肩膀：“好小子，信没耽误就好。” 那天晚上，老张给他找了块干净布，帮他擦胳膊上的伤，边擦边说：“你们这些通信员，天天在刀尖上走，不容易。”宋双来没说话，心里想着，其实也没啥不容易的，就是觉得，只要信能送到，疼点怕点，都值。 后来他跟队长说起这事，队长说：“你小子命大。”他却觉得，不是命大，是信在怀里揣着，就跟揣着个火炭似的，烫得人不敢停，也不能停。那时候的人，好像都这样，一件事交到手里，就想着无论如何得干成，不管多难多险。 现在想起来，那天膝盖磕的疼，酸枣刺扎的疼，都还记得清清楚楚，怕也是真的怕，怕信丢了，怕自己回不去。但比起这些，更记得把信交到老张手里时，心里那股子踏实劲儿。大概就是这点踏实劲儿，让那么多人在那会儿，不管多大岁数，都敢往前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