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郭建英看着自己躺在病床上的妻子，很是无助，接下来的一笔医药费也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此时，他想起来家中的柜子里还有一张爷爷传下来的欠条。于是郭建英拿着欠条走到了省政府的门口。 省政府门口人来人往，郭建英攥着布包的手心里全是汗。他没敢直接往里闯，就在门口的石阶上蹲了半个钟头，烟卷抽了三根，最后还是传达室的老张头看他不像坏人，问了句：“老哥，找哪儿？”郭建英才结结巴巴说清，自己有张老欠条，是红军当年打的，现在急着用钱给媳妇治病。 老张头领他到信访接待室，里头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待了他，姓赵，说话挺客气。郭建英把欠条掏出来，油纸一层层揭开，手还在抖——纸片子黄得像秋叶，边角都磨毛了，上头“借到郭老栓先生粮食若干，日后革命胜利即归还”几个字，墨迹都淡了，就那个红印章还透着点鲜亮。小赵把欠条小心收进塑料袋，说：“大爷，这东西有年头了，得查查档案，您留个地址电话，我们核实清楚了联系您。” 郭建英留了村支书家的电话，一路走回家，心里七上八下的。媳妇在县医院躺着，每天透析的钱像流水，他夜里睡不着，就翻爷爷留下的那个旧木匣子。里头除了欠条，还有本泛黄的账本，爷爷用工整的小楷写着：“民国二十六年冬，红军过村，李团长带人来借粮，说‘老乡，眼下困难，这粮食算借的，以后一定还’。我打开粮仓，让他们装了八车小米，都是今年新收的。”旁边还画了个小图，是个戴八角帽的人跟爷爷握手。 等了快二十天，郭建英都快绝望了，村支书突然跑来找他，说省里来电话了，让他去一趟。到了省里，还是小赵接待的，旁边还坐了个头发花白的老同志，说是民政厅的李处长。李处长把账本复印件递给他：“郭大爷，我们查了晋西北根据地的档案，民国二十六年冬天，独立团确实在你们村筹过粮，登记的就是郭老栓，八车小米，当时折价大洋两百块。按现在的物价和政策，我们研究后，决定补助您五千块钱，先给媳妇治病。” 郭建英一听五千块，腿都软了——那会儿村里壮劳力干一年才挣三百多，五千块能顶十几年。他攥着钱，眼泪下来了，不是哭穷，是觉得心里堵得慌。他想起爷爷临死前说的：“那欠条你收着，不是盼着还钱，是让你记着，当年人家信得过咱，咱也得信得过人家。” 后来媳妇的病稳住了，郭建英用剩下的钱，给村里小学买了新课桌，又请木匠打了个玻璃柜，把那张欠条和爷爷的账本放进去，摆在村小学的教室里。他跟孩子们说：“这纸片子不值钱，但上头写着俩字——信得过。红军信得过老百姓肯借粮，老百姓信得过红军说话算数。人活着，有这三个字，比啥都强。” 前几年我回老家，还见着那玻璃柜，欠条的纸更黄了，但“信得过”三个字，被孩子们摸得发亮。有人说郭建英傻，五千块钱要是留着自己花，能盖瓦房。郭建英总是嘿嘿笑：“钱花了就没了，这‘信得过’留下来，能教好几辈人呢。”我听着这话，心里挺热乎——有时候人守着的不是一张纸，是心里的秤，那头秤的是承诺，这头秤的是良心，两头都不能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