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的浩瀚星空中，骆寒超先生宛如一颗璀璨星辰，以其深邃的文学评论、优美的诗作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照亮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创作的道路。他毕生致力于文学事业，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影响了几代学人。

去年12月，著名学者、诗学理论家，曾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骆寒超因病医治无效，于浙江杭州逝世，享年90岁。

无数文学名家的恩师！国内“研究艾青第一人”骆寒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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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缅怀骆寒超先生的文学精神与人格风范，今天（12月13日），骆寒超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联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星河》诗刊社，在浙江文学馆举办骆寒超先生作品研讨活动暨手稿捐赠仪式。

身为国内无数文学名家的恩师和引路人，现场，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等文学界名家齐聚浙江文学馆，如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黄亚洲，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院（馆）长程士庆，杭州市作协主席王侃，浙江省档案馆馆长王利月，诗人伊甸、梁晓明、王自亮等，《星河》主编黄纪云，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文化系主任刘翔，浙江大学教授胡志毅等等，大家纷纷缅怀起这位为文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骆寒超。

骆寒超，原名骆运启，1935年出生于诸暨市枫桥镇，1957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是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诗人、教授、学者。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尤其在诗歌理论与批评领域成就卓著。

骆寒超的事业起点是艾青。他早年就因评论艾青的诗作闻名，曾任大型文学期刊《江南》编辑。后来他出任浙江省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1988年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有《艾青论》《中国现代诗歌论》《新诗创作论》《骆寒超诗论集》《骆寒超诗论二集》《艾青评传》《新诗主潮论》《20世纪新诗综论》《论新诗的本体规范与秩序建设》等专著十余种。

有人粗略统计过，他出版、发表的书籍、论文，早已超越1000万字，到达了“汗牛充栋”的地步。以其深厚的学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洁的人格魅力，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家属捐赠骆寒超生前珍贵手稿和文学著作

文学界名家集体缅怀

捐赠仪式上，家属代表骆苡、骆蔓、骆芒向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捐赠骆寒超生前代表作及手稿，程士庆院长接受捐赠并颁发捐赠证书。

捐赠物品包括骆寒超生前使用过的书桌、椅子、台灯、笔筒以及手稿20件。

同时包括骆寒超创作的文学著作35本，主编的大型诗丛《星河》61（期）本以及与友人往来的书信。

“今天，我们怎么样地学习、怀念艾青，也就怎么样地学习、怀念骆寒超；我们当代诗人怎么样的实践艾青《诗论》的新诗理论，也就怎么样的实践骆寒超的《新诗创作论》的写作方法。在我的心目中，骆寒超与艾青是同一个概念。”捐赠仪式上，黄亚洲动情地表示，“骆寒超像艾青一样，对土地、对百姓、对真理，有饱含热泪的爱。他们都曾遭受挫折，也经历基层，所以对土地，对百姓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艾青的饱含热泪，与骆寒超的“想起就要掉眼泪”，都不仅是对自己命运的感叹，更是对国家遭受挫折的感伤。所以他们特别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变革，他们都是时代的不知疲倦的“吹号者”。总之，只要中国的新诗在，他们就在。他们都带着同样的光芒，他们永远都活在我们心中，持续地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没有骆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浙江文学院院长程士庆现场回忆，感念恩师骆寒超对其的提携和在文学上的帮助，“我进入省文联工作后，有一段时间经常去骆老师家里坐坐，每每说些出自真心的感激话语，骆老师总是摆摆手，说他主要是看我算个人才，他是为国惜才而已。在我进入文联很多年后，我才逐渐感悟到了骆老师当年那句“为国惜才”的真正分量。他之所以如此珍视人才，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长达二十二年被埋没、被压制的痛苦。我们今天致敬骆老师，首先要致敬他那颗在烈火与寒冰中淬炼过的、“永远忠于诗歌”的赤子之心。”

“今天，看到这么多他曾关心、也始终关心着他的朋友们齐聚于此，分享与他有关的记忆，我们深深感到，父亲的生命并未远离，他活在了每一位记得他的人的心里。”骆寒超女儿骆苡现场含泪致谢各位文学友人，“父亲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是他一生的精神底色：对工作的认真、对家庭的责任、对朋友的真诚，还有对生活始终不减的热忱。这些品质如同不灭的灯火，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行。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今天的聚首，不只是告别，更是为了从共同的怀念中汲取力量。”

国内“研究艾青第一人”

人生大起大落

一生桃李满天下

89岁高龄才迎来人生第一部诗集

1986年，四校合并前的原浙江大学恢复创建了中文系，骆寒超出任了首任系主任，桃李满天下。他一生都在做诗歌评论和诗学理论研究，却在耄耋之年，89岁高龄才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诗集《心灵的牧歌》。

人生大起大落，只因大学毕业论文写了11万字的《艾青论》！著名诗学理论家骆寒超，89岁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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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毕生从事诗学理论探求，在多种场合表示过自己无意成为诗人，但为了探求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律，他又毕生断断续续写着诗。还在读高中时期，16岁的他就在当地报刊《当代日报》（即今天的《杭州日报》）等上面发表诗作。这本诗集收诗324首，是从他保留下来的400余首诗中选出来的，分四卷。”骆苡透露，“《心灵的牧歌》由我们协助父亲骆寒超编选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诗集具有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性意味。”

可以说，骆寒超是国内第一位真正潜心研究艾青的诗学理论家。

他一生的命运和艾青紧紧相连。但也正是因为研究艾青，让他的人生之路从此变得曲折坎坷。

1957年夏天，因崇仰痴迷艾青的诗歌，还在念南大中文系的骆寒超完成了11万字的题为《艾青论》的毕业论文。

可惜，还没有等到答辩，艾青遭受冤屈，而处在毕业分配关键时刻的骆寒超也因此受到牵连。

年仅22岁的骆寒超被分配到温州近郊的一所乡村学校永强中学，开始了漫长的教书生涯。这一做，就是二十年。

但教书期间，骆寒超从未放弃自己热爱的诗歌研究，哪怕在最艰难的时期，他依然在如痴如醉地阅读和翻译诗歌。那段时间，他翻译了不少俄罗斯诗人的诗歌，写了《臧克家论》《郭沫若论》等诗歌学术论文。

因为一部《艾青论》，骆寒超在诗歌理论界崭露头角。

同样也因为《艾青论》，他被打为右派22年，在乡村中学教书，在海边劳作，在草地放牛……

1988年12月，骆寒超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他的生活，才真正安定下来。而那年，骆寒超已经53岁。

是什么时候开始，让自己的命运齿轮和艾青从此挂钩的呢？

骆寒超依稀记得，自己第一次读到艾青的诗，大概是1951年还在杭高念书的时候。“第一次读到艾青的诗，那首诗叫《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但艾青是什么人呢？我不晓得。我看他的诗充满着对劳动人民的热爱，充满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就深深地爱上他了。我读到《大堰河——我的保姆》时，非常激动。艾青笔下的农村，同我家乡很像。读他的诗，使我回忆起了自己的家乡，虽然我在老家诸暨枫桥镇只生活了很短的时间，12岁便离开了，但我的确很爱这块土地。”

到晚年回忆，连骆寒超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一生的大起大落都和艾青有关。

但关于艾青真人，直到1980年之前，骆寒超始终都未曾与他见过面。

1980年夏天，在南大老师陈瘦竹的引荐下，骆寒超终于和艾青第一次见面。那年，他45岁。

这一次，他登门拜访，想要重写《艾青论》。

骆寒超第一次到艾青家，就住了半个月之久。或许是因为有着相似的经历，相同的追求，第一次的谋面，就让他俩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

1982年，纠缠了骆寒超整整25年的《艾青论》终于和世人见面了。

1996年5月5日，艾青去世。

为了完成艾青遗愿，2000年，骆寒超又完成了一部贯穿艾青一生创作的《艾青评论》。这两部书的出版，可以说是骆寒超对艾青研究的血汗结晶，更是他对自己一段不平凡经历的永远珍藏。

以下为名家缅怀骆寒超摘选

《没有骆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浙江文学院院长程士庆

应该说这个题目是我想着要写一篇纪念骆寒超老师的文章时，便第一时间闪现在我脑海，后来再也想不到比这更贴切的了，也许这就是骆老师之于我的意义，现在回头来看确实如此。

时间拉回到1989年。我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毕业分配遇到了极大的变数。我原本一直向往北京，但我父母听说当时分到国家部委的应届毕业生，都要带户口下基层锻炼，便坚决反对我去北京。我的父母当年就是从上海分到北京纺织部，然后二次分配到保定化纤厂，一待就是二十多年才费尽周折调回杭州，他们自然担心我会重走他们的老路，当时母亲为我联系了当时很吃香的一家都市类媒体老总，也许是看在我在大学里便在《人民日报》《随笔》发表文章且在当时很少的作为大学生能够出书，这家媒体老总倒是表态要我，但我对母亲说我不想去，我要搞创作，我要进文联、进作协。

我让跟文艺界八竿子打不着的母亲先不要管我的事，我想自己去试试，通过南大的朱寿桐老师（他后来到澳门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引荐，我多少有些忐忑地求见了曾任浙江省文联文艺研究室主任当时已调任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骆寒超老师，冒昧请他为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后辈写一封推荐信，没想到骆老师慨然应允。我便拿着骆老师的推荐信直奔浙江省文联，见到了时任浙江省文联党组书记的袁一凡同志，袁书记看了信又看了我的材料，随口问我是否想去杂志编辑部。我说我现在进编辑部只能是干些登记来稿的外围工作，而我想搞创作要积累生活，问省文联有没有可以到处跑跑的工作岗位。也许我的回答有点出乎袁书记的意料，他沉吟了会说到我们这里来的大学生都是想到业务部门的专业岗位，你是第一个说不的，这样的话，我们机关组联部，正好有个岗位需要接待国外艺术家，如果你外语可以，倒是可以考虑，我给处里负责人打个电话，你自己去谈。我也真有点狗屎运，那天遇到的是出生在我曾经生活过的保定的组联部副处长柯燕，我们谈得很投契。就这样，那一年，我一个不知深浅的初出茅庐大学生，凭借骆老师这封千金之重的推荐信，加上得遇为人公道正派的袁一凡书记和说话直接不拐弯抹角的我一直尊其为柯（燕）老师，一步踏进了浙江省文联机关的大门。

我进入省文联工作后，有一段时间经常去骆老师家里坐坐，每每说些出自真心的感激话语，骆老师总是摆摆手，说他主要是看我算个人才，他是为国惜才而已。在我进入文联很多年后，我才逐渐感悟到了骆老师当年那句“为国惜才”的真正分量。他之所以如此珍视人才，是因为他自己经历过长达二十二年被埋没、被压制的痛苦。我们今天致敬骆老师，首先要致敬他那颗在烈火与寒冰中淬炼过的、对诗歌“永远忠于”的赤子之心。

骆老师16岁在杭高读书时，就因为读到《艾青选集》而痴迷于诗歌。他后来在回忆说：“我奇怪（艾青的诗）写得那么好，少年时代我总感觉到心灵的美，那是最高尚的。”1957年他从南大中文系毕业，他把对诗歌的热爱与对艾青的崇仰，全部倾注于11万字的毕业论文《艾青论》中。然而就在毕业答辩前夕艾青先生蒙冤，骆老师这个年仅22岁、醉心诗歌的青年也因此被牵连。命运的巨浪将他抛到了温州永强中学，这一去就是二十二年。

二十二年，他被迫戴着“帽子”，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右派”教师。在那个连写诗作文都会被斥责的年代，他承受着外人无法想象的痛苦。去年就在骆老师病重期间，我们浙江文学馆作家档案纪录片团队为他抢救性拍摄最后的影像时，他对着镜头坦言：“这二十多年漂泊的日子，如今想起来还要掉眼泪……。”但他没有被征服，他骨子里那股“浙东人的脾气”让他坚强地挣扎着。在永强中学简陋的条件下，他没有一天放弃过事业追求。学校的领导和同事谁也不知道，这个沉默的教师在无人知晓的黑夜里翻译了大量俄罗斯诗歌，撰写了《臧克家论》《郭沫若论》《徐志摩论》《戴望舒论》等累积上百万字的研究文稿。他在最后的访谈中用尽力气对着镜头说：“我没有放弃诗歌，我永远忠于诗歌。我每天都去思考、研究，这是绝对的追求。”

直到1979年，骆老师脱掉了“帽子”。他的论文《论郭沫若早期的三篇诗剧》在《钟山》发表，随后《论艾青的诗歌艺术》发表，这篇文章终于震动了浙江文艺界。我们文联的老前辈黄源同志看到了这篇文章的落款“写于温州永强中学”，便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了骆老师将他调回了杭州。骆老师的命运因为艾青而转折，他也因为艾青而重获新生。

1980年，骆老师第一次见到了艾青先生。他到艾青家里一住就是半个月，两位有着相同经历、相同追求的诗人成了忘年之交。骆老师回忆说，艾青见到他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只希望他坐在沙发扶手上，紧紧抓住他的手，两人可以一个多小时一句话都不讲。那是一种怎样的“心灵感应”？那是两颗伟大诗魂在苦难中淬炼后的惺惺相惜。现在我才彻底明白。1989年，骆老师之所以毫不犹豫地对我这个无名后辈施以援手，正是因为他自己淋过大雨，所以他想为后人撑一把伞。他自己被埋没过二十二年，又被前辈从泥土中“发现”，所以他绝不忍心让任何一个文学的火种在他面前熄灭。他“为国惜才”的背后，是他自己血泪写就的人生。

去年十一月，我们浙江文学院（浙江文学馆）启动了“文学浙军”作家档案纪录片制作项目，旨在“抢救性”地保留浙江老一辈作家的珍贵影像，骆老师就是我们首批拍摄的对象。我们的团队由李天琼老师带队赶赴医院，那时骆老师已经病重住院。李天琼导演回忆，当病榻中的骆老师一听说要采访诗歌，整个人“精气神都起来了，语音语调都铿锵有力了”。

正式拍摄时骆老师突发高烧，只能半躺在病床上，骆老师忍受着高烧和病痛，对着我们的镜头，思路清晰、激情洋溢地讲述着他对诗歌的见解：“我对于诗歌有固定不变的看法，诗歌是心灵的歌唱，是心灵的声音，我写诗歌必须有两条思路，一条是对现实的相对时空看待一切来进行抒情，另一条是从宇宙绝对时空来看待一切……”疾病束缚了他的身躯，但他的思维与情感依然具有鲜活的张力。在场的同事无不被他那颗炽热纯真的心深深打动，他炯炯的目光中满是对文学的执着。

不久后噩耗传来，我们所有人心情沉重，团队多地联动、昼夜赶制，最后剪辑出一支8分36秒的短片并发送给家属。我们拍摄的影像成了骆老师留在人间的“绝响”，那一刻我们浙江文学馆找到了自己的“镇馆之宝”。骆老师用他最后的生命之火，为我们诠释了文学的力量就在于生命与之碰撞的璀璨火光，在于这火光传递之后的心灵触动。骆老师被他的前辈“发现”了，他“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人，而我们浙江文学馆的使命就是去“发现”、去记录、去传承骆老师这一代文学前辈的精神火光，并传诸后人文学的希望与能量。

骆老师退休后笔耕不辍，著述千万余字，晚年还在撰写160万字的《二十世纪中国新诗史》。他的一生是“永远忠于诗歌”的一生，他把所有的苦难都升华为了学术与诗情。我们浙江文学馆的开馆主题是“回家”。我们希望文学馆能成为这个时代无数人的“精神后花园”，成为人们在喧嚣中可以停靠、休憩、整理心情的“最后一个站点”。

今天，骆老师已经“回家”了，他永远安歇在他为之奉献一生的诗歌与文学家园之中。而我们这些后辈将继承他的精神，站在这片他深爱的土地上，继续守望这份文学的火光。

我们要致敬一位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依然“永远忠于诗歌”的学者，更要致敬一位真正“为国惜才”、以一己之力照亮了无数后辈文学之路的前辈。

骆老师，天堂里一定回响着您的诗论，我依然能感受到您投来的关爱目光……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黄亚洲——

我们怎么样地学习、怀念艾青，也就怎么样地学习、怀念骆寒超；我们当代诗人怎么样的实践艾青《诗论》的新诗理论，也就怎么样的实践骆寒超的《新诗创作论》的写作方法。

在我的心目中，骆寒超与艾青是同一个概念。

骆寒超像艾青一样，对土地、对百姓、对真理，有饱含热泪的爱。他们都曾遭受挫折，也经历基层，所以对土地，对百姓有更深层次的理解。艾青的饱含热泪，与骆寒超的“想起就要掉眼泪”，都不仅是对自己命运的感叹，更是对国家遭受挫折的感伤。所以他们特别关心社会，关心国家的变革，他们都是时代的不知疲倦的“吹号者”。

第二方面，他们对文艺事业都有神圣般的追求。他们一辈子都在文学创作、理论探究。艾青对新诗理论作了系统梳理，撰写了《诗论》《艾青谈诗》《新文艺论集》，他提出“诗的散文美”这一主张，他倡导以接近口语的自然韵律进行诗歌创作，都对我们这些写诗的影响很大。骆寒超是国内艾青研究的先驱，其《艾青评传》《艾青传》，为艾青研究确立了核心框架。同时也对新诗理论体系作了新的建构，其《新诗创作论》强调写诗要从个人体验扩展到社会层面，要有社会责任感，也很强调节奏在诗歌中的作用。

第三方面，他们对朋友，对学生，都给以一种赤诚的引路般的关怀。艾青在石河子生活的十多年间，悉心指导一大批年轻人其中包括青年诗人杨牧，为其传授诗歌创作的经验。骆寒超也热枕指点、鼓励、引导我们省的文学后来者，比如热心指点了袁敏、程士庆、骆烨这些年轻作家，也热心为他浙大中文系的学子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学业、求职问题。

总之，只要中国的新诗在，他们就在。他们都带着同样的光芒，他们永远都活在我们心中，持续地深刻地影响着我们。

《星河》主编黄纪云——

今天，我们相聚在浙江文学馆，不仅是以诗歌的名义缅怀骆寒超先生，更是为了确认：一位学者的思想，一位诗人的情怀，是如何在时间的长河中持续激荡回响的。先生离开我们已快一年了，三百多个日夜流转，并未淡去他的身影——他的温厚的音容笑貌、儒雅严谨的谈吐与教诲，以及他那对诗歌的赤子诚心，反而在时光的沉淀里，愈发清晰地镌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成为指引我们前行的精神坐标。

去年12月30日，在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我曾说他是“我的精神的父亲”。这绝非一时悲恸的慨叹，而是我个人文学生命的真切告白。我最早知道骆寒超先生和他学术研究方面的故事，是从大学时代我的写作老师的口中得知的。感谢命运的眷顾，2007年的夏末秋初，经一个朋友的介绍，我有幸在望湖宾馆七楼的湖畔居茶室第一次见到我的恩师骆寒超先生。我把我早年写的诗稿交给了他，半个月后，他打电话约我，对我进行了面对面的指教与鼓励。正是因为先生的帮助和指导，重新激活我年轻时的写作梦想，让我回到了我所热爱的诗歌写作的现场。并且，有幸在先生的带领下，我们怀揣着“熔铸理论与创作”的初心，创办了《星河》诗刊。十八载风雨耕耘，这本刊物早已从一纸构想，成长为国内新诗民刊领域一方弦歌不辍的园地。这背后，始终贯穿着先生的永不熄灭的学术热忱和深沉的诗学理想，它也将是我们传承先生精神的阵地，并持续承载着我们对先生最朴素而真切的告慰。

先生风范，山高水长。作为深耕新诗研究数十载的学者，他是新诗史研究绕不开的标杆人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振聋发聩的《艾青论》，到系统梳理现代诗歌脉络的《现代中国诗歌论》，再到倾注晚年心血的五卷本“中国新诗个案论”，先生以宏阔的学术视野与精微的文本细读，为汉语新诗的理论建构筑牢了基石。他那十二卷本文集的煌煌问世，更是将其毕生治学的智慧结晶，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中国文坛。而今，我们正着手推动先生全集的系统整理与出版，愿以这样的方式，让先生的学术思想，在更长远的时光里，滋养后来的求索者。

先生更是一位满怀理想主义的杰出诗人。他常说“人生就是用来奋斗的”，这份信念，既写在他的学术著述里，也融进他的诗歌创作中。从《白茸草》的苦涩吟唱，到《燕呢谷》的沉郁思索，再到《星沙滩》的澄澈抒怀，他的每一首诗，都是其诗学理论的生动实践，是他对世界、对生命最真诚的告白。他的诗里，有对时代的关切，有对人性的叩问，更有对诗歌永恒价值的坚守。

然而，此刻：我最想与各位分享的，是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也是先生最沉重的嘱托。

去年7月中旬，在先生的第二次出院时，我去看望他。他翻开新出版的诗集《心灵的牧歌》，指向最后一页，轻声而清晰地说：“这首诗，是写给你的。”

这首诗，就是《星沙滩》。

（此刻，请允许我诵读先生这最后的诗篇）

星沙滩

撑浮槎上了星河，他竟被两岸

飘忽的彩光迷了

这不就是河蚌在滩涂吐下的

珍珠放出的吗？！

可瞧哪，白鹤和孔雀来撒尿

啄食，麋鹿和大象来追逐

斗殴，璀璨全遭践了

沉默里，他一念闪过：

建一座巨塔，浑身用

这些发光体镶起来

美不就气贯长虹了……

潮起潮落多少年已逝

那天，星河系突发大风暴

黑暗抢走了飞船航向

星沙滩却也轰响出

一道亮！呵，宇宙灯塔

那彩光流荡得多么辽远啊

飞船夺回了航向

我乃有永恒的讴歌：这无名巨匠

至美的创造，创造神圣

直到先生离开我们后，我才真正明白，这不仅是一首关于宇宙人生、创造、美与永恒的“元诗”寓言，于我而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遗嘱。

重读此诗，那个“撑浮槎上了星河”的“他”，于我，有了再确凿不过的所指。“珍珠”是我们珍视的诗性光芒，而“白鹤孔雀”“麋鹿大象”的践踏，是先生对一切侵蚀诗性纯粹的深刻忧患。“建一座巨塔”的念头，曾是我们对《星河》最朴素的期待——收集光芒，筑成殿宇。

但先生用他的一生，尤其是这最后的诗篇告诉我：

真正的传承，不是建造一座收藏珍宝的塔。因为“潮起潮落多少年已逝”，塔会陈旧，光会蒙尘。真正的传承，是当“风暴”来临，“黑暗”抢走航向时——就像今天，先生离去后的第一个周年，我们依然感到的那种迷失与虚空——要让自身，让你所守护的一切，像那片卑微的“星沙滩”一样，在绝境中“轰响出一道亮”，成为刺破黑暗的“宇宙灯塔”。

这“灯塔”，不是为了纪念过去，而是为了“夺回航向”——为这个价值飘摇的时代，为人心中可能熄灭的诗意，重新确立方向。

先生最后呼唤的“无名巨匠”，不是别人，正是每个在风暴中依然选择发光、并以此指引同路人的生命。他将这个身份，通过这首诗，沉甸甸地放在了我们的手中。先生交付于我们的，从来不是一座需要守成的纪念碑，而是一束必须在风中持续燃烧，并在最黑暗处照见道路的火焰。

此刻，请允许我再一次吟诵去年那副挽联，它曾寄托我们的无尽哀思，今日读来，更添一份薪火相传的力量：

吾师去矣，怎忍诗国飞诗魂，空留后学长叹，谁可行吟来仗义；

雪泪来哉，何堪星河陨大星，惟使晚生悲歌，鹤宜寄送去追怀。

敬爱的骆寒超先生，您是我们永远的导师，永远的主编！您看，星河依旧璀璨，诗魂永远激荡。我们定当不负嘱托，守护这份诗意的火种，让您的精神与诗歌一道，万古长青。

浙江大学教授关长龙——

我是从事古代汉语和古典文献学研究的，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入职浙大中文系，与骆先生共事交游35年，他也是我请益交流最多的老师。我是文学研究的圈外人，所以想借此机会和各位分享一个比较“遗憾”的故事：

我在1993年开设了一门全校选修课《中国神话》，这是我毕业后受骆先生文学研究的符号-原型-结构三元论影响而独立申请的第一门课，目的是想在传统神话中梳理一下中国人的精神结构。这门课大约上了十二年左右，后来因为专业研究和唐宋以后小说阅读量的双重压力而停止。骆先生多次鼓励我把这本书写出来，我说那您能不能给我写个序，他也欣然允诺。直到先生去世前几个月还曾提起这本书的事，我也很想知道先生在序中会怎样阐述中国神话的精神结构，可惜因为我的疏懒，这本书至今没有完成，也让先生的相关洞见成为永远的秘密了。

仅以此遗憾愐怀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