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夫人去世3个月，她的户口派出所就打电话来，叫我去销户。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温和，却像块冰锥扎进我心里。挂了电话，我盯着茶几上她的遗像发愣——照片是去年在植物园拍的，她穿着米白色风衣，手里举着朵向日葵，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 电话响的时候，窗台上的绿萝正往下滴水。三个月零两天，我数着日历过日子，派出所的号码跳出来时，指尖先麻了。 “先生，您爱人的户口……”那头的声音软得像棉花，可每个字都带着冰碴子，往我耳朵里钻。 挂了电话，客厅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盯着茶几发愣——玻璃面上还留着她昨晚（其实是三个月前）喝奶茶的印子，圆圆的，像个没说完的句号。遗像摆在正中间，去年植物园的向日葵开得正好，她穿米白色风衣，举着花凑到镜头前，风把头发吹起来，眼睛弯成月牙，连带着照片边缘都有点卷了边。 我摸出手机想打给她以前的同事问问，手指在拨号键上悬了半天，又缩回来。她走前说过，“办事别麻烦人”，可这事儿，我能问谁呢？ 起身去阳台找烟，却在洗衣机上看见她的帆布包——她每天上班背的，侧边口袋里露出半截口红，是她最爱的豆沙色，盖子没拧紧，膏体上还留着她咬过的小缺口。我突然想起她总说“口红要旋紧，不然蹭包里”，可她自己总忘。 以前总笑她马虎，现在摸着那截冰凉的口红，倒觉得这马虎挺好——至少，她还在这儿，用这些小毛病提醒我，她不是一张照片，不是户口本上的一行字。派出所的电话或许只是流程，可我那会儿只觉得是有人来抢我的东西，抢我揣在心窝里的那点念想。 事实是她走了三个月，派出所按规定通知销户；推断是我怕这一销，她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点“实在”就没了——身份证早收起来了，银行卡冻结了，就剩户口本上那个“已婚”还烫着我的眼；影响是我开始翻她的衣柜，想找那件米白色风衣，却在口袋里摸出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是她的字迹：“万一我先走，户口本别着急销，等花开了再说。” 短期结果是我把纸条夹进了相册，和那张向日葵照片放在一起；长期影响是我知道了，有些告别不用急，等春天再来，向日葵开了，她会用自己的方式说“可以了”；当下能做的，就是每天给绿萝浇水，把她的帆布包挂回门后，像她还会回来拿一样。 现在再看那张遗像，照片边缘的卷边好像更明显了。我伸出手，轻轻把卷起来的角压平，就像以前她总让我帮她压好衣角。阳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正好落在她举着的向日葵上，金灿灿的，好像下一秒就要从照片里跳出来，蹭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