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发绩效总是一言难尽，兢兢业业的老教师一辈子勤勤恳恳做一线幼师，如果不是这次绩效是因为财政直接下发的紧急任务，让各单位迅速发放不得拖延，单位措手不及，拿出来事业单位绩效发放明细单，我不会知道我的应发数。 在幼儿园待了三十年，办公桌第三格永远锁着孩子们的画——有的涂着歪歪扭扭的太阳，有的写着“李老师最棒”，字迹洇着奶渍。 绩效？每次发钱都像拆盲盒，工资条上“绩效”两个字后面跟着个模糊的数字，问会计，她总说“按规定来的”，再问，就低头扒拉算盘。 直到上周三下午，园长突然敲开办公室门，手里捏着一沓粉色表格，“财政紧急通知，今天必须发完绩效，明细单都在这儿，赶紧核对签字”。 我接过时指尖有点抖，表格边缘被汗水浸得发皱，顺着“应发金额”那列往下找，铅笔尖在“李淑芬”三个字上顿了顿——那串数字比我每月实到手的，多了整整六百。 三十年，每天最早到园擦滑梯，最晚走整理玩具柜，孩子发烧时抱着跑医院，家长闹事时挡在最前面，这些事我从没算过值多少钱。 可此刻盯着那串数字，突然想起去年冬天小宇妈妈塞给我的护手霜——她说“李老师手总裂，这是孩子挑的”，那管乳木果味的，现在还在我包里。 我捏着表格站在窗前，看着楼下孩子们排队上厕所，小辫子一甩一甩的，忽然明白，原来我们的价值，有时藏在财政明细单的数字里，有时藏在孩子沾着糖霜的笑脸上——只是以前，我只看见了后者。 可为什么非要等财政紧急通知，我们才能看见这张纸呢？ 会计后来解释，平时绩效核算要过好几道审批，怕中间出错才没提前公示——或许吧，制度的齿轮总比人的脚步慢半拍。 事实是，我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应发数；推断是过去三十年，我的付出和回报之间隔着一层模糊的玻璃；影响是，现在再看教案本上密密麻麻的备课笔记，突然觉得那些字都有了分量。 当天下午我签了字，实发金额还是老样子，六百块大概是扣了社保，可心里那块“盲盒”的阴影，散了不少。 往后给孩子系鞋带时，会想起那串数字，也会想起小宇妈妈的护手霜，原来安稳和温暖，从来都不是单选题。 或许下次再发绩效，我会笑着问会计“这次明细能早点看吗”，声音不用太大，像哄哭鼻子的孩子那样就好。 下班时摸出包里的护手霜，挤一点在手心搓开，乳木果的香味混着走廊消毒水的味道飘过来，就像这三十年的日子——有点涩，有点甜，终于在今天，看清了藏在涩里的那点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