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他沉迷于跳舞，时常和高级妓女出入舞厅，影响恶劣，遭到不少军政人员的状告。后来，孙元良走了川军元老孙震的关系，当上了整编军长。 1946年的重庆，城里白天是灰的，晚上是亮的。白天兵车来来往往，街口站岗的士兵眼神发直，晚上却换了模样，舞厅、电灯、乐队声一起涌出来。 就在这时候，孙元良到了重庆，挂着警备司令的头衔。 按理说，这个位置该是盯着治安、抓着军纪的，偏偏他常被人撞见出现在舞池边，皮鞋擦得锃亮，军装笔挺，身旁不是参谋副官，而是穿旗袍的高级妓女。 城里风声很快就起来了，说他跳舞跳得比查岗勤，舞厅跑得比军营多。有人忍不住告了状，话说得不客气，影响恶劣，败坏军风。这种场面，要是只看这一段，很难把他和“抗战将领”四个字放在一起。 可翻他的履历，又偏偏绕不开那些打过的仗、挂过的勋章。 时间往前拨十几年。 孙元良1904年出生在成都，家里原本阔绰，父亲当过清朝知县，宅子五十亩，田地八十亩。后来巡防军闹事，孙家被洗劫一空，从那以后日子一天天往下滑。 家境不行了，书却没少读，他排行老六，从小被送进学堂，读得规规矩矩。 18岁离开成都，去南京读书，又考进北平国立政法大学，学政治。书桌还没坐热，外头已经是枪声不断，他觉得坐在屋里谈政治太慢，索性一头扎进军队，报考黄埔军校一期。 家里拦不住，他自己认准了这条路。 黄埔出来的人，起点都不低。他毕业后一路顺风，二十出头就当上团长，被叫作青年才俊。 1926年北伐，轮到他真刀真枪上阵，头一仗打得不错，人一高兴，警惕就松了。阵地没巩固，酒倒是没少喝。孙传芳的兵半夜摸上来，一下子把他打懵了，南昌得而复失。 军纪摆在那儿，蒋介石火气不小，连坐法压下来，代理师长王俊直接点名要枪毙他。 所有人都觉得这回完了，结果人却没了影子。再露面，已经是从日本回来，又在中原大战里转了一圈，官照升不误。 抗战打响后，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战报里。 1932年淞沪会战，他带着第259旅在庙行镇顶了上去，日军久攻不下，那一仗确实解了燃眉之急。后来支援友军、掩护撤退，做得也像那么回事。 全面抗战后，他守闸北，硬撑了七十六天，伤亡不轻，阵地没丢。这些账，谁都抹不掉。 只是战场之外的账，算起来就不那么干净了。 工事费被他挪走二十多万，别墅修起来了，仓库也买了，换个名字就成了防御工事。上海撤退那晚，绕着租界走了一圈，丰田纱厂空着，几千包棉纱没人管，他一句话，卡车、小火轮全调上，拉到苏锡常卖掉，全师跟着发财。 1937年南京保卫战，更是让人看不懂。城里局势紧张，他却常跑夫子庙听戏。 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吃紧，262旅的士兵顶着炮火死守，他却带着人往下关撤，打算过江。 宋希濂的督战队在挹江门架起机枪，把他逼了回去。中午城门破了，他没通知部队，自己先走，躲进外馆区，又混进妓院，一个多月后才逃出城。路上遇见溃兵，他张口就编，说自己一路打游击。熟悉内情的人听了直摇头。 军中不少人要杀他，蒋介石没点头。原因不复杂，孙震那时候正带着川军出川抗战，动他侄子，怕寒了人心。降职、恢复，再来一遍，他又站回队伍里。 妻子在1938年病逝，对他打击不小。情绪一低落，人就想躲。 他化名办了护照，拿着孙震给的十万大洋，1939年从香港出国，在欧洲转了一圈。回国后被蒋介石骂得不轻，靠着张治中，才在成都中央军校混了个位置。之后几年，官还是照当，仗也照打。 贵州、广西一带收复失地，勋章挂上胸口，看起来风光。 抗战胜了，他却在重庆的舞厅里成了话题人物。 1948年，蒋介石想动孙震的兵权，孙震反手把孙元良推出来。 黄埔出身，又是自己人，蒋顺水推舟，让他当了第16兵团司令。兵一到手，他那套老毛病全出来了，军饷、黄金，能捞就捞。 淮海战役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按计划，他该殿后。突围前，他让炮兵把炮弹全打光，说是减轻负担。炮声一乱，解放军立刻收紧包围。 他下令分散突围，还砍了电话线，自己先走。邱清泉、李弥没跟上，他那一路成了孤军，一万多人打没了。 他却换装逃走，一次扮副官，一次扮农民，钻进信阳火车站，命又保住了。 1949年初，总攻打响，别人非死即降，他已经回到南京，获准重组部队。 后来一路退到川西，部下起义，孙震飞台湾，他也跟着走。 到台湾后，看清形势，干脆辞职。七十年代跑去日本开面馆，1975年回台湾当董事长，写回忆录，把一生写得云淡风轻。 活到一百多岁，他还惦记着找个年轻保姆当老婆，说是图个照应。 几个月后，人没了。 留下来的，是一堆战功、一摞争议，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像舞厅里没散尽的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