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孟达、糜芳三人之中，行事最悖于常理的当属糜芳。他本是徐州富室，兄长为刘备麾下重臣，举族追随刘备辗转南北，受任南郡太守，镇守江陵要地。关羽北伐时，他因粮草供应不力心怀畏惧，竟在吕蒙袭取荆州时开城归降，致使关羽败亡、荆州易主。 孟达背刘投魏尚可理解。他原为刘璋部将，后归刘备，本无深厚根基。驻守上庸时与刘封不睦，又惧刘备追责，遂携部曲降魏，虽为反复，究竟有其处境所迫。 吕布虽频换门庭，亦有其生存逻辑。他先后依附丁原、董卓，皆因野心与时机而动，杀旧主而夺其军，终成一方诸侯。其行虽悖忠义，却始终为谋自身势力扩张。 唯独糜芳，背兄长之信托，负君臣之恩义，舍深耕之基业，仅因一时忧惧便举要害之地降敌。东吴虽表面厚待，实则始终视之为叛贰之臣。其所守之城、所辖之民，终非真正属他，不过易主之囚徒耳。若说孟达叛有所图，吕布叛有所得，糜芳之叛却近乎自毁门户，既失忠义之名，又无实利可保，终其一生背负叛污，岂非不智之极？ 故观此三人：孟达之叛如商贾趋利，吕布之叛如虎狼争食，虽皆遭后世诟病，然其动机犹可剖析。独糜芳之叛，似暑燕自毁其巢，寒獾弃守其穴，不仅当时令人愕然，千载之下仍教人扼腕摇首。可见世人之行，非仅观其成败，更须察其情理——背弃若失其由，便成天下笑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