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整版聚焦：毛泽东的文章造诣，被太多人低估了！ 很多人熟知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却很少有人深入了解他的文章造诣有多深厚。他的文字从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植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每一篇都带着解决实际问题的力量。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就已展现出非凡的文字功底。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时，国文老师袁仲谦是前清举人，对学生要求极严，专门让大家钻研桐城派推崇的韩愈文章。毛泽东原本推崇梁启超的文风，却被老师嘲笑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便发愤研读韩愈作品，不仅圈点批注《感二鸟赋》等十多篇名作，还写下详细读书笔记，慢慢练就了气势沛然的古文功底。这段经历让他终身受益，后来他还为逝世二十年的袁仲谦撰写墓碑，感念恩师的教诲。 那时的他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组建新民学会传播进步思想，创刊《湘江评论》时写下《民众的大联合》。文章里没有晦涩说教，满是对国家命运的关切和对民众力量的坚信，这种将文字与救国理想绑定的风格，从此贯穿了他的一生。他读书从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融会贯通后为己所用，既吸收韩愈“文以载道”的精髓，又不局限于古人的框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低潮。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党内党外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却出现诸多责难，有人骂它“糟得很”，污蔑是“痞子运动”。为了弄清真相，毛泽东专门前往湖南，用32天时间考察了湘潭、湘乡等五个县，开了无数场调查会，详细记录农民的真实诉求和运动进展。 回到武昌后，他迅速写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用大量第一手资料驳斥错误言论，明确指出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这篇文章很快在《战士》《向导》等刊物刊发，瞿秋白专门为单行本作序，直言“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连共产国际的刊物也转载了全文，称赞它是“介绍中国农村状况最清晰的报道”。这种基于实地调查的写作，让文章拥有了无可辩驳的力量。 井冈山时期的处境更加艰难，国民党反动派频繁“进剿”，根据地物资匮乏，不少人产生悲观情绪，质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更让人压力重重的是，当时中央流行“城市中心论”，有人嘲讽“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没有被舆论裹挟，而是拿起笔杆子回应质疑。 1928年起，他接连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用事实论证红色政权长期存在的条件。1930年1月，在古田赖坊的一间店铺阁楼里，他秉烛夜书完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用通俗的语言让迷茫中的革命者看到希望。这些文章没有空洞口号，全是对中国国情的深刻分析，既解决了当时的思想困惑，又指明了革命方向。 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风更加成熟，也更加注重对新文风的倡导。他在窑洞里笔耕不辍，1938年写下的《论持久战》，科学预判了抗战的三个阶段，彻底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这篇文章不仅在国内供不应求，还被翻译成英文在海外传播，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认真研读。 他的文章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雅俗共赏。既熟悉经史子集，能顺手拈来典故点睛，又懂草根百姓的语言习惯，能把深奥道理化成大白话。“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些名言金句，来自生活又高于生活，至今仍被广泛使用。延安整风时，他明确反对党八股，倡导“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他自己的文章正是这种文风的最佳典范。 从青年时期的进步文章，到革命年代的理论著作，毛泽东的每一篇文字都紧扣时代脉搏。他的写作从不是为了追求文学虚名，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凝聚革命力量。这种将理论与实践、经典与通俗完美结合的写作能力，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文章大家。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