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曾国藩弟的曾孙女曾昭燏，来到南京灵谷寺。她径自走向北塔，登上第七层后，停顿片刻，眼神决然。突然，她纵身跃下。事后，司机在她大衣口袋里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只有短短8字，却催人泪下。 “我的死，与司机无关。” 咱们先说说她的出身。在湖南湘乡荷叶镇的“万宜堂”，曾家那可是响当当的存在。曾昭燏的曾祖父叫曾国潢，是曾国藩的亲弟弟。 曾家的孩子，就没有一个是孬种。她的大哥是哈佛硕士，二哥曾昭抡是麻省理工博士、后来当了中科院院士。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曾昭燏想不优秀都难。 1929年，曾昭燏考进了中央大学。最开始学的是外语，后来转到了中文系。在这里，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轨迹的恩师，国学大师胡小石。 大学毕业后，曾昭燏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出国，去英国伦敦大学学考古。 在那个年代，女人学考古？那是要去野外挖坟掘墓的，风吹日晒，全是糙老爷们的活儿。但曾昭燏不管，她心里憋着一股劲。 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博物馆，她看到了成千上万件来自中国的文物。这些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却被摆在别人的展柜里炫耀。这种刺痛感，让曾昭燏立下誓言：学成归国，定要守护好祖国的文物，绝不能让悲剧重演。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那时候曾昭燏正在德国实习。听到消息，她二话不说，放弃了国外的优厚条件，立刻买船票回国。 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那时候国内兵荒马乱，大家都往国外跑，她却往回冲。她甚至在日记里后悔：“为什么要学历史考古？想当初如果随二哥学化学多好！” 学化学能造炸药抗日，学考古能干嘛？ 但很快，她就找到了自己的战场。 随着国民政府西迁，曾昭燏跟着李济先生来到了大后方。在云南大理的苍山洱海旁，她带着一群民工，风餐露宿。 那时候条件有多苦？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她悲痛欲绝，感叹“遂为无母之人，此生尚有何趣味”。但仅仅一个月后，她就擦干眼泪回到了工地。 战火逼近，考古队被迫撤离。很多挖出来的大石头、陶片带不走怎么办？曾昭燏带着人把它们重新埋回去，并在石板上刻下一段话，大意是：后人如果挖到这些东西，请务必珍重保护，不要辜负了我们的一片苦心。 抗战胜利后，曾昭燏面临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抉择。 1948年底，国民党败退台湾，要把故宫和中央博物院的精品文物运走。当时负责押运的，正是曾昭燏的老上级李济。 曾昭燏坚决反对。她利用各种手段阻拦，甚至以“太大太重不好包装”为理由，把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给留了下来。 李济走了，曾昭燏留下了。据说胡适到了台湾后，逢人便问：“曾小姐来了吗？”得知她没来，胡适连连叹息：“可惜了，她可真是一个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曾昭燏成了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在考古界，她和另一位泰斗夏鼐齐名，被称为“南曾北夏”。 这期间，她主持了著名的南唐二陵发掘。作为院长，她没有一点官架子。她把自己的工资、稿费，几乎全拿出来接济困难的职工，或者给职工孩子交学费。 有个故事特别感人。一位山东的修补师傅来南博干活，临走时盘缠用光了，饿着肚子坐慢车回家。曾昭燏知道后，心里过意不去，专门从自己工资里寄了20块钱过去赔礼。 她对自己呢？那是抠门到了极点。衣服缝缝补补，信封都要翻过来再用一次。有人关心她的终身大事，她总是笑着说：“我已经嫁给博物馆很多年了！” 然而，命运并没有因为她的善良和才华就放过她。 作为曾国藩的后代，这个身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了她甩不掉的“原罪”。从1951年开始，她就要不断地写检查、交代思想。她那么骄傲的一个人，不得不一次次在大会上自我检讨，“回忆前事，痛苦万分”。 到了1957年，情况更糟了。她最敬重的二哥曾昭抡被打成右派，妹妹神志不清，侄子被开除公职。家族的崩塌，让她的精神世界摇摇欲坠。 而真正压垮她的，是恩师胡小石的去世。 1962年，胡先生走了。对于终身未婚的曾昭燏来说，胡先生不仅是老师，更是精神上的父亲。她亲自为老师选墓地、写墓志。随着恩师离去，她感觉自己和那个充满诗词歌赋、温文尔雅的旧世界的最后一点联系，也断了。 严重的抑郁症缠上了她。她开始失眠，焦虑，整个人迅速消瘦。 1964年12月22日，这一天，曾昭燏从精神病院请假出来。她让司机把车开到了灵谷寺。下车前，她把自己买的一袋苹果塞给了司机，轻声说：“你等着，我去散散心。”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诀别。 当司机在塔下等到天黑也不见人影，最后在她的口袋里发现那张纸条时，“我的死，与司机无关”，这短短8个字，瞬间让人泪崩。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想到的依然是不想连累无辜的人。 曾昭燏走后，她的好友、国学大师陈寅恪悲痛万分，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悼亡诗： “高才短命人谁惜，白璧青蝇事可嗟。灵谷烦冤应夜哭，天阴雨湿隔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