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壶烈酒，我用了半生才敢说“满上”！ 窗外，山风掠过林梢，带着松脂的清香。我给茶杯续上热水，看着杯中茶叶缓缓舒展，思绪却回到了四十年前，那片更加苍茫、也更加寂寥的大山里。那时，我手中没有这温润的茶杯，只有一个冰冷坚硬的军用水壶，里面装着的，是能灼烧喉咙的烈酒。 我的童年，是在七十年代的乡村里铺展开的。记忆里，世界是黑白的，天空是灰蓝的，唯一的亮色，是课本里描绘的“四个现代化”。从村里的小学到镇上的高中，十几里山路，是用双脚一步步量出来的。脚上的布鞋，磨穿了一双又一双，母亲在油灯下纳鞋底的剪影，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图景。那一年的某一天，我拿到中专录取通知书时，全村人都来道贺，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脚步，或许能踏出这片生养我的土地。 两年后毕业了，一纸分配令，将我抛向了西南的崇山峻岭。我成了一名野外勘探队员，背着沉重的行囊，与一群同样年轻的脸庞，钻进了地图上那些没有名字的褶皱里。大山是沉默的，也是慷慨的，它用最原始的方式考验着我们每一个闯入者。 我们的“家”，是随搭随拆的帐篷；我们的“路”，是砍刀劈开荆棘后的羊肠小道；我们的“饭”，是就着山泉水的干硬馒头。冬天，山里的寒气能穿透棉衣，我们便围坐在篝火旁，轮流喝着水壶里的烈酒。那酒，辛辣滚烫，一口下去，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却能驱散整夜的寒冷与孤独。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勘探，他总说：“小子，喝一口，山里的鬼就不敢近身了。”我那时年轻，逞强要满上，他却按住我的手，只给我倒了一小口：“这酒，要慢慢品，就像这日子，得慢慢熬。” 我熬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勘探队的生活，是用汗水与寂寞浸泡的。我们与世隔绝，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几个月才送来一次的报纸和家书。信里，父母总说家里一切都好，让我安心工作。可我从他们日渐增多的白发和愈发节俭的言语中，读懂了生活的不易。我把每月大部分的工资都寄回家，只留下最基本的生活费。在山下的供销社，我看着那些崭新的“永久”自行车和“蝴蝶”牌缝纫机，就像看着另一个世界的奢侈品，从未敢动过拥有的念头。 就这样，一年，五年，十年……大山磨平了我的棱角，也沉淀了我的心性。我没有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却成了这片山林的“活地图”。每一次精准的测量，每一张手绘的图纸，都让我感到一种踏实的满足。我拒绝了转岗，不是因为清高，而是因为我早已习惯了与山风为伴，习惯了用脚步丈量土地的厚重。 多年后，我回到了家乡的小城。前些日子，联系到当年的队友聚会，大家围坐一桌，桌上摆着一瓶陈年的白酒。当年的队长，大多如今已是白发苍苍，他举起酒瓶，目光扫过我们这些满脸风霜的老伙计，最后落在我身上，笑着说：“还记得吗？当年不让你满上那杯酒。今天，你敢不敢给自己满上？” 我笑着接过酒瓶，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酒液在灯光下琥珀般透亮。我举起杯，与大家重重一碰，清脆的响声里，仿佛有数十年的风声回荡。我一饮而尽，那熟悉的辛辣依旧，但这一次，它不再灼烧，而是化作一股暖流，温润地淌过四肢百骸。 我终于明白，那壶当年不敢满上的烈酒，盛着的不是鲁莽，而是对一个年轻人未来的保护与期许。而今天这杯我敢于满上的酒，盛着的则是半生的风雨、无悔的付出，以及一份被岁月淬炼过的从容与坦然。 我们这一代人，或许错过了最繁华的盛宴，但我们却用自己的青春，为国家的版图描摹过最清晰的脉络。这杯酒，敬那个在山路上跋涉的少年，也敬这个终于能与岁月和解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