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个日本士兵在慰安所，正准备接受慰安妇的服务。可是，当他脱掉衣服后才发现，床上躺着的慰安妇，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慰安妇制度起源于1932年的上海事变，当时日本海军在上海设立第一个慰安所，以减少士兵性病传播和维持军纪。冈村宁次作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效仿海军模式，从日本国内招募妇女。制度迅速扩展到中国东北和华东地区，1937年南京大屠杀后，日本军方加速建立慰安站，目的是控制部队对平民的性暴力，避免国际舆论压力。早期慰安妇多为日本本土妇女，通过民间業者招募，但随着战争扩大，日本转向殖民地如朝鲜和台湾获取资源。军方文件显示，这些站所被视为军事补给的一部分，妇女被当作消耗品管理。制度涉及日本陆海军的直接参与，宪兵队负责运输和监视。受害妇女常常通过欺骗方式被征召，承诺工厂工作或教育机会，却被送往前线。 到1940年，慰安所已遍布日本占领区，包括中国、菲律宾、印尼和中南半岛。规模估计有2000多个站所，受害者人数在20万到40万之间，主要来自朝鲜和中国。朝鲜妇女占51.8%，中国36%，日本12.2%，根据军方医疗记录分析。招募方法包括虚假广告在报纸上刊登，宣称高薪后方支援工作，实际将年轻女孩送入军营。地方官员被迫提供名单，农村家庭的女儿常被选中。军方提供保险套防止性病，但执行不严，导致许多妇女感染梅毒和淋病。医疗干预包括注射洒尔佛散，造成高比例不孕。菲律宾和印尼的妇女也被强迫加入，荷兰东印度群岛有200到400名荷兰妇女受害。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当地女性同样遭殃。 慰安妇的日常条件极端恶劣，她们被迫每天服务多名士兵，次数达10到40次。站所设施简陋，缺乏基本卫生，妇女常被关在狭小房间。军方规定收费标准，士兵支付后使用，妇女只能分得部分收入。虐待包括殴打和强迫堕胎，许多人因疾病或自杀死亡。幸存者证词显示，韩国妇女金学顺回忆被拖进卡车，送到中国东北慰安所。菲律宾受害者纳西莎·克拉维里亚13岁时被抓，每天白天做杂务，晚上遭侵犯。荷兰妇女扬·鲁夫-奥赫恩在爪哇被关押，遭受系统性虐待。台湾妇女超过2000人，多为未成年。军方在撤退时为掩盖罪行，常集体处决慰安妇，如缅甸和马尼拉战役中扔手榴弹或枪杀。 战时日本政府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强化制度，1940年已形成高压控制网。殖民当局在朝鲜以女子挺身队名义征调女孩，实际推入慰安所。官方文件冰冷记录分配过程，将妇女视为可移动军需。军医定期检查，但重点防治士兵感染，对妇女健康漠视。东南亚地区，泰国和缅甸的慰安所涉及当地和朝鲜妇女混合。印尼爪哇岛有大规模强征，妇女被编号管理。历史档案显示，1938到1945年，中国受害者约20万，主要在东北和华东。制度并非零星暴行，而是军方体系化操作，从上海扩展到整个亚太战场。 受害妇女多为青少年，平均年龄16到20岁。招募常利用贫困家庭，承诺还债或改善生活，却导致终身创伤。军方内部课程教导管理者计算妇女耐用期，如商品折旧。1944年，美军情报报告记录韩国妇女被骗入伍。战后档案揭露，日本海军在香港和澳门设立站所。台湾总督府参与招募，受害者包括原住民女孩。菲律宾马尼拉战役中，许多慰安妇在混乱中丧生。幸存者如李容洙回忆被绑架到中国，服务日军军官。制度还影响盟国俘虏，如澳大利亚护士在班加岛被侵犯后杀害。 慰安妇制度暴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人权的践踏，妇女被剥夺自由，家庭被撕裂。1940年高峰期，站所数量激增，覆盖从新几内亚到满洲的广阔区域。中国妇女在三光政策下被掳走，送到前线。军方文件确认，越南和柬埔寨有法国印度支那妇女受害。东帝汶葡萄牙殖民地妇女被强征上千。制度目的虽称控制军纪，实际加剧暴行。幸存者证词一致指出，拒绝服务遭殴打或杀害。巴布亚新几内亚混血女孩也被卷入。战时高压下，地方领袖被迫合作，提供妇女名单。 到1945年，慰安妇总数达数十万，许多在盟军推进中被遗弃或处决。萨ipan岛上有妇女跳崖自杀。楚克泻湖70名妇女被杀。军方销毁部分记录，但东京审判档案保留证据。战后，日本政府长期否认强制性，称自愿参与。1991年，金学顺公开证词打破沉默。1992年，吉见义明发现国防省文件，证明军方涉入。1993年河野谈话承认胁迫，但无赔偿。亚洲妇女基金1995年成立，提供道歉信和补偿，但受害者批评非官方。韩国法院2021年判日本赔偿，但日本拒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