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以其清廉和正义闻名遐迩。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北宋名臣的家族传承不只停留在历史记载里，千年之后，他的后代还在现代商界书写了一段传奇故事，这背后的联系怕是最有体会的人也说不全。 包拯的官场生涯确实硬核。 28岁考中进士后，他没有马上当官，而是选择先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这在当时看重孝道的社会里并不少见，但能放弃功名等待十年的人并不多。 后来到天长县当知县，第一件案子就显露出本事，有农民的牛被人割了舌头，他让农民回去把牛杀了卖肉，果然有人来告状，顺着这条线索很快抓到了凶手。 这种办案思路放在今天看，依然有可借鉴的地方。 在端州当知州时，当地特产端砚很有名，前任官员总会借机搜刮很多带回老家。 包拯任满离开时，一块砚台都没带走，“不持一砚归”的典故就这么流传下来。 后来到了中央做监察御史，他更是把弹劾当成了主业，淮南转运使王奎贪赃枉法，他连着上了三道奏折，就算宰相出来拦着也没退缩，最后硬是把这个贪官拉下马。 这种认准理就不回头的脾气，倒是和传说里那个敢铡驸马的包青天对上了。 开封府尹任上的包拯做了件挺接地气的事，他让人把衙门前的荆棘墙拆了，还设置了登闻鼓，老百姓有冤屈可以直接敲鼓告状。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要知道以前老百姓想见官员一面都难，更别说直接递状子了。 他断案时特别看重证据，不像有些官员只听一面之词，《宋史》里说他“恶吏苛刻，务敦厚”，大概就是说他不喜欢用严苛的手段对待百姓，总想找个更公道的解决办法。 本来想这清官的故事到这儿也就差不多了，毕竟历史上清廉的官员不少，但包拯家族的故事有意思就在于传承。 根据《包氏宗谱》记载，他的后代慢慢从安徽扩散到各地，到了近现代，出了个叫包玉刚的人。 这人1949年去香港创业，拿着10万港元就敢闯航运界，当时香港船王董浩云已经做得很大，很多人觉得他很难成功。 包玉刚有个特别的经营方法，别人买新船跑运输，他专挑二手船，买回来修一修再租出去，而且一签就是长期合同。 1955年他买了艘7700吨的旧货船，起名“金安号”，租给石油公司一租就是20年，靠着这种“低买长租”的模式，他的船队越做越大。 到1980年的时候，手里已经有210艘船，总吨位超过2100万吨，占了全球商船总吨位的5%，成了真正的“世界船王”。 有意思的是包玉刚的商业理念，他常说“做生意要如做人，诚信是最好的本钱”，这和包拯“不持一砚归”的廉洁精神倒是一脉相承。 他创业时坚持“造船不造债”，尽量不用抵押贷款，靠信誉赢得银行支持。 赚了钱之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捐钱办学，1978年给宁波大学捐了1亿港元，后来又给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了不少，这种把财富回馈社会的做法，和包拯“为民做主”的初心其实是相通的。 现在全球包氏后裔有30多万人，他们定期办“包拯文化节”，合肥的包公园成了廉政教育基地，最高检还办过“包青天文化”展览。 去年美国旧金山的包拯文化展，去了5万多华人，看来不管过了多少年，人们对清廉、诚信这些品质的认可从来没变过。 包玉刚家族基金会这几年还拿出5000万支持清官文化研究，把老祖宗的精神用现代方式传承下去。 如此看来，包拯留下的不只是个清官符号，更是一种做人做事的准则。 从北宋的朝堂到现代的商界，从弹劾权贵的御史到纵横四海的船王，包氏家族用千年时间证明，正直和诚信这些品质，不管在哪个时代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这或许就是传统文化最有意思的地方，它不像某些流行的东西一阵风就过了，而是能真正融入血脉，影响一代又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