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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11名日军逃到了辽宁太平房火车站躲避,没想到的是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后,11名日军逃到了辽宁太平房火车站躲避,没想到的是,已经投降了,日本兵却依然对中国人进行打骂。 李大爷刚把半袋红薯从地里背回来,还没来得及擦去裤脚上的泥,就被两个日本兵拦住。其中一个劈手夺过袋子,红薯“咕噜噜”滚了一地,另一个抬脚就往他膝盖踹,疼得他抱着腿蹲在地上,半天站不起来。 张婶提着布兜去给城里的小儿子送小米,路过站房时被扯住了衣角。戴眼镜的日军比划着要水喝,她喘着气说“家里的水缸还没满”,脸上就挨了一记耳光,布兜“啪”地掉在地上,小米像碎金子似的撒了一路。 没人敢反抗,不是怕他们靴子里插着的短刀,是怕这刚停的仗再燃起来——村里的壮丁多半死在了战场上,剩下的老弱妇孺,只想守着这口气,过几天能吃饱饭的日子。 东北民主联军的侦察兵王铁柱,那天正跟着班长在铁路沿线巡查。 他家就在火车站西边的王家屯,大伯五年前给日军带路慢了半步,被打得头破血流,至今额头上还留着碗口大的疤。 隔着两百米,他听见站房传来女人的哭声,猫着腰摸到断墙后,看见张婶捂着脸蹲在地上,三个日军正用刺刀挑着她撒落的小米,像逗狗似的拨来拨去。 “班长,”王铁柱的枪杆被攥出了汗,“这口气咽不下!”班长按住他的胳膊,指了指站房角落里闪着光的短刀:“等天黑,一锅端,别让一个跑了。” 站房的墙皮像被啃过的馍,大片大片挂在墙上;铁轨旁三根枕木断成了几截,露出黑黢黢的木茬;风里除了煤烟味,还有股淡淡的血腥味——是前几天逃难的人留下的。 这11个日军缩在站房最里面,靠着破桌子打盹,脚边堆着抢来的玉米饼和破棉袄,短刀插在靴子里,刀柄上的红绳磨得快断了。 他们是从华北战区逃来的,队长带着主力往朝鲜跑时,把这些后勤杂役扔下了,几个人一路抢老乡的驴车,扒火车,最后躲进了这个没人管的小站。 天擦黑时,民主联军的战士们摸到了站房周围。 “放下武器!缴械不杀!”喊话的战士懂点日语,声音在空荡的站房里撞出回音。 里面突然飞出块石头,砸在门框上“咚”的一声;紧接着是枪响,子弹擦着喊话战士的帽子飞过去,在墙上钻了个小洞。 “上!”班长低喝一声,王铁柱和另外两个战士从后门踹开木板冲进去,正撞见一个日军举着短刀要劈,他抬手用枪托砸在对方手腕上,短刀“当啷”落地。 11个人,没一个敢真拼命——有的抱着头蹲在地上,有的钻到桌子底下,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押走时,王铁柱特意看了眼那个踹李大爷的日军,对方低着头,后颈全是汗。 后来从审讯记录里才知道,这伙人里领头的叫小林正雄,是个伍长,在华北据点时,光民夫就被他打断过三根肋骨。 “投降了就以为没事了?”王铁柱踢了踢他的腿,“在中国的地盘上,欠的债总得还。” 百姓们早围在了火车站外围,有的举着锄头,有的攥着镰刀,却没人往前冲。 张婶的儿子从城里跑回来,看见母亲脸上的巴掌印,红着眼要上去打,被李大爷拉住了:“让部队处理,咱不能落人口实。” 可眼泪还是忍不住——村口的老槐树被砍了当柴火,树根今年春天还冒出了新绿;村西头的炮楼塌了半边,砖缝里卡着民夫的破鞋;这八年,谁家没丢过亲人,没挨过饿? 其实那阵子,东北不少地方都有这样的事。 沈阳郊区有伙日军抢了粮店,被民兵围在仓库里;长春火车站附近,五个日军想扒火车逃跑,被百姓用扁担打断了腿。 他们总觉得“皇军”的威风还在,却忘了手里的枪早没了子弹,心里的蛮横撑不起腰杆。 最后这11个日军,有的判了刑,有的被遣送回国。 张婶后来把撒落的小米扫了回来,淘了三遍,煮成稀粥,喝的时候掉了眼泪——不是因为解气,是想起那些再也回不来的亲人,喝不到这碗安稳粥了。 夕阳把站房的影子拉得很长,铁轨闪着冷光,像在说:有些债,不是投降就能勾销的;有些人,不是跑掉就能忘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