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央通知去台湾领父亲骨灰，儿子坚定拒绝：他是叛徒 2008年，一封来自中央的通知送到了北京一个普通家庭。信里说，可以去台湾领回父亲刘光典的骨灰了。没想到，小儿子刘玉平听完后，攥着信纸的手直发抖，咬着牙说：“我不去！他是叛徒，凭什么要我们去领？”这话憋在他心里几十年了——从记事起，“叛徒的儿子”就像烙铁一样烫在他身上。 刘玉平的委屈，要从1955年那个冬天说起。那年他刚满8岁，母亲王素莲卧病在床，弥留之际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的男人西装革履，眼神坚毅。 “你爹不是坏人”，母亲反复念叨这句话，可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人：“就是他爹叛变投敌，害得全家抬不起头”。 母亲走后，刘玉平姐弟三人成了“叛徒家属”，上学时被同学堵在胡同里骂，工作后连评先进的资格都没有。 没人能想到，刘玉平口中的“叛徒父亲”，其实是潜伏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 1922年生于旅顺的刘光典，是哈尔滨铁道学院与北平辅仁大学的双学位高材生，精通英日语，医药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他被发展为特别党员，把多年经商积蓄悉数上交组织，化身“富商”穿梭于沈阳、北平之间，为战役胜利传递关键情报。 1949年4月，刘光典给妻子留下一封短信：“去遥远地方做生意，勿通信”，转身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 此时的台湾，已笼罩在国民党败退前的白色恐怖中，中共台湾省工委正在搜集敌军布防情报。 刘光典的任务，是将这些“货”（情报）安全运回大陆。没人告知家属真相，这是隐蔽战线的铁律——“活着是无名英雄，牺牲了是无名烈士”。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50年，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上千名地下党员暴露，吴石、朱枫等烈士相继遇害。 2月28日，已将第二批情报密写完毕的刘光典，刚发出“货已备妥”的电报，就被国民党列为“头号通缉犯”。在台湾籍情报员王耀东掩护下，他从基隆港一路南下，钻进了台南的深山密林。 国民党后来编纂的“剿匪”手册，无意间记录了刘光典的四年逃亡生涯：“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长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 这42个字的“负面评价”，成了他忠诚的铁证。刘玉平后来在史料中看到，父亲靠野果、露水存活，多次躲过搜山，即便饿得晕厥，藏在山洞里的情报密写纸也从未暴露。 1954年2月13日，叛徒的出卖让这场逃亡终结。被捕后，国民党特务动用了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刘光典始终未吐一字。 1959年立春，37岁的他被蒋介石亲自签令处决。临刑前，他只留下一句遗言：“我为信仰而死，无怨无悔”。 而此时的大陆，由于两岸隔绝、情报中断，刘光典的“叛变”传闻逐渐传开，家属成了直接受害者。 1988年，台湾籍地下党员张皆得回大陆，带回一份遇害烈士名单，“刘光典，旅顺人”的字样让尘封的调查重启。 2008年能启动骨灰回迁，背后是两岸关系缓和的时代背景。1949年后，两岸长期对峙，烈士遗骸大多散落台湾。 2008年两岸实现“三通”，中央相关部门通过民间渠道核实，确认刘光典的骨灰存于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 可刘玉平最初的拒绝，并非单纯的怨恨，而是“叛徒”标签带来的创伤太深——他怕领回骨灰后，旁人仍会戳着脊梁骨议论。 转机出现在中央党史部门送来的一份档案。档案里有1992年民政部颁发的烈士证明书，还有刘光典当年上交组织的经商账本、情报密写工具。 当看到父亲在账本扉页写的“此款尽献革命，不求回报”，刘玉平再也忍不住，抱着档案袋哭了整整一下午。 他终于明白，母亲临终前的话没有骗他，那个“抛弃家庭”的父亲，是用生命践行信仰的英雄。 当年冬天，刘玉平带着儿子刘新宇赴台。在台北殡仪馆，当工作人员捧出刻着“刘光典”名字的骨灰盒时，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双膝跪地，声音颤抖：“爹，儿子来接你回家了”。 1949至1955年间，赴台地下党员超千人牺牲，由于保密需要，他们的家人大多不知道真相。吴石烈士的女儿吴兰漪，同样背负“叛徒家属”骂名数十年；朱枫烈士的儿子，直到1983年才得知母亲的真实身份。这些家庭的创伤，是革命胜利背后不为人知的代价。 在一次党课上，他举起国民党当年的“剿匪”手册说：“敌人的咒骂，就是对英雄最好的褒奖”。台下的年轻党员们听得热泪盈眶，这种用真实史料还原的历史，比空洞的口号更有感染力。 2025年，刘光典烈士纪念馆在旅顺开馆。馆内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本泛黄的“匪谍”手册和民政部的烈士证明书。讲解员介绍，这两件展品告诉我们：历史或许会有迷雾，但真相从不缺席。 那些为信仰隐身的英雄，终将被后人铭记；而像刘玉平这样坚守等待的家属，同样值得尊敬——他们用半生的委屈，守护着英雄最后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