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杨得志下乡看望老战友，却发现老战友没钱医治重病。县委的人还说：“他是特务，不用管他。”杨得志一听，顿时大怒，说道：“立刻给他治病，医药费我全包了!”   1974年的湖北江陵乡下，一座四处漏风的土坯房外突然来了大人物，此时，躺在屋里铺着稻草烂床上的那个老人，正处于高烧昏迷中。   旁边的碗里是馊掉的稀粥，因为被当地公社认定为国民党残留的“特务”，医生对此视而不见，连一颗退烧药都不肯给。   当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推开那扇破败的木门，握住老人枯瘦如柴的手时，在场的县委干部都吓懵了，他们眼中的这个“疯老头”，竟然让赫赫有名的开国上将红了眼眶。   老人本名侯礼祥，但在杨得志的记忆里，他是那个在红一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李祥”，两人只差一岁，长征路上共饮一瓢水，强渡大渡河时都是十八勇士之一，只因当年部队文书的一个笔误，把他姓氏搞错，这个微小的差错竟成了后来半生悲剧的伏笔。   1939年，由于旧伤复发危及性命，这位战功赫赫的团级干部被迫离开延安前线，回老家江陵从事地下工作，为了掩护身份，他确实当过国民党的“保长”，这成了后来人们攻击他的把柄。   更致命的是，他把证明自己红军身份的文件藏在土里，结果箱子被贼挖走，再加上单线联系的上线牺牲，从此，那个英勇的“李祥”在档案里成了烈士，而活着的“侯礼祥”在现实中成了人人喊打的反动派。   这种憋屈的日子，侯礼祥熬了整整几十年，村里人笑他是神经病，因为他总念叨自己爬过雪山、见过毛主席，直到1961年，他在茅房的一张废报纸上看到了老首长被授衔的消息，希望才重新点燃。   但他寄出的信，就像石沉大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被那些认为他在“造假”的村民给截留销毁了。   1971年，快60岁的侯礼祥实在受不了林场的苦役和羞辱，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他扔下锄头，像当年长征急行军一样，一口气狂奔一百多里到了长沙码头。   身无分文的他，在码头展现了老侦察兵的智慧：为了混上船，他搀扶着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对检票员谎称送“老母亲”上船，硬是蹭到了去武汉的机会。   这位曾经的红军团长，在这个年纪还要像铁道游击队一样，扒货车、钻敞篷，一路风餐露宿摸到了山东济南，当他衣衫褴褛、浑身恶臭地站在军区大门口时，卫兵差点把他当流浪汉赶走。好在几经周折，消息传到了杨得志耳朵里。   那次见面，杨得志让他在红头信纸上默写当年的战斗经历，整整三个小时，侯礼祥奋笔疾书，那些连史料都没记载细节的战斗场面跃然纸上。   杨得志读着读着泪流满面——这就是他的兵，这种生死的记忆造不了假，虽然那天相聚尽欢，杨司令还给了钱粮和证明信，但回到老家的侯礼祥，处境并没有立刻得到根治，那封关键的证明信甚至没能改变县里对他“特务”的刻板印象。   直到1974年这次杨得志亲自“杀”回荆州，晚宴上，杨司令特意让侯礼祥坐在身边，关切地问他旧伤还疼不疼，侯礼祥垂着头说：“一变天就疼，没钱治。”此时，角落里还有官员在小声嘀咕：“都以为他是特务。”   这一句话彻底点燃了将军的怒火，在杨得志的严令下，这件拖了三十年的“悬案”终于启动了高规格调查。调查组跑了12个省，找了37位证人，终于还原了真相：这个被骂了半辈子汉奸的老人，在当伪保长期间，不仅暗中护送过7批抗日干部，还为根据地搞到了23次紧缺药品。   1975年，侯礼祥恢复了红军待遇，住进了政府盖的新瓦房，当年自证清白的所有花销也得到了报销。权威信源：《江陵县志》人物篇（1992年版）、杨得志回忆录《横戈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