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李立群从台湾回到大陆，找到了同父异母的大哥，见到大哥家一贫如洗，他拿出三笔钱说：“哥，这钱我已经帮你想好花哪儿了，别拒绝”。 1990年的皖北乡下，青黄不接的田埂上刚冒出头的麦苗还带着霜气，李立群站在土坯房门口，看见大哥李建宇从里屋走出，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攥着的锄把被汗浸得发亮——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只在父亲口中听过的兄长。 灶台边堆着半干的玉米芯，锅沿结着经年的油垢，里屋土炕上，打了三层补丁的被褥卷在角落，墙角的米缸底朝天，缸壁粘着几粒发潮的糙米。 “我爸走前，总摩挲着你小时候的照片发呆。”李立群把带来的药品和衣服放在桌上，声音压得很低，“他说，欠你的，总得有人还。” 李建宇的手在裤腿上蹭了又蹭，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李立群从包里取出三个信封，指尖在每个信封上按了按：“第一个，把村里的账还了——我打听过，都是这些年给你看病、孩子上学欠的；第二个，盖新房，就盖在老宅子旁边，地基我看过了，结实；第三个，镇上那个农机修理厂，我盘下来了，你去学着管，我台湾的朋友会定期寄零件目录过来。” 并非所有离散家庭都能等来这样的重逢——两岸相隔的几十年里，多少相似的亲情在等待中模糊了轮廓？ 父亲李西毅在台湾的抽屉里，始终锁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背面用铅笔写着“建宇三岁”。或许正是这份被岁月压得沉甸甸的惦念，让李立群在35岁那年，推掉了台湾的片约，揣着攒了十年的积蓄，登上了飞往大陆的飞机。 那年冬天，李建宇站在新盖的砖瓦房前，看着工人把“李记农机修配”的木牌挂在镇上的铺子门口，手掌反复摩挲着门框上新刷的红漆，突然蹲下身，捂住了脸。 电话成了兄弟俩最频繁的联系。“今天修好了台拖拉机，人家给了袋大米！”“厂里进了新零件，比台湾寄来的还好用！”李建宇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越来越多的底气，偶尔夹杂着孙子在旁边的笑闹声。 五年后李立群再回来时，新屋的墙上贴满了照片：兄弟俩在农机厂门口的合影，李建宇抱着孙子站在新房前的照片，甚至还有一张，是李建宇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在镇上的表彰大会上领奖的样子。 灶台边的玉米芯换成了新劈的柴火，锅沿的油垢被仔细擦去，腾起的蒸汽里，飘着炖肉的香气。 李立群看着大哥端出的红烧肉，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亲情这东西，就像地里的麦子，只要根还在，总有一天会发芽。” 墙上的老照片和新合影并排贴着，泛黄的黑白照里，三岁的李建宇抱着父亲的腿笑，彩色照片里，两鬓斑白的兄弟俩勾着肩，身后是冒着炊烟的新房，和镇上越来越热闹的农机厂。 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告慰——那些被海峡隔开的岁月，终究在一双双愿意伸出的手里，变成了可以触摸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