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的演员宋春丽和丈夫坚持丁克三十几年，直到2012年一天，好友邓婕到宋春丽家中做客，发现家里十分冷静，她急忙劝劝宋春丽：“去领养一个孩子吧，这样才像个家，日子才有奔头啊。”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进平静的湖面，让原本坚定的丁克夫妻开始重新思考人生的选择。 上世纪80年代，当“丁克”这个词还带着几分前卫色彩时，宋春丽和孙维熙就做出了这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决定。 那时候的他们，一个正处于演艺事业的上升期，一个在音乐界崭露头角，都觉得孩子会成为事业的牵绊。 他们计划着把有限的精力都投入到各自的专业领域，用艺术创作和环球旅行来填满生活。 这个决定在最初的几十年里似乎是正确的选择。 宋春丽在丁克期间主演了《九香》《相伴永远》等20余部影视作品，3次斩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女主角”，成为名副其实的影后级演员。 丈夫孙维熙也创作了《黄河协奏曲》改编版等优秀音乐作品，担任中国交响乐团特邀作曲，获得了“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认可。 他们每年安排2-3次跨国旅行，足迹遍布南极、非洲草原等小众目的地，在访谈中多次提及没有孩子，他们才能随时为艺术灵感出发。 本来想这样自由地过一辈子，但随着年龄增长，一种难以言喻的孤独感开始悄然滋生。 步入50岁后，宋春丽在采访中坦言片场收工回家，面对的永远是冷锅冷灶。 孙维熙也在日记中记录，音乐会谢幕时，掌声散去后的孤独感越来越重。 这些感受在邓婕那次到访后变得更加清晰，她那句“你们家静得吓人”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这个丁克家庭不为人知的冷清。 2012年春节，宋春丽夫妇受邀参加导演张艺谋家宴，目睹其子女绕膝的热闹场景，宋春丽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一刻突然意识到，他们所谓的清净，其实是无人分享的冷清。 孙维熙也开始失眠，反复问自己三十年的坚持，是不是用一个错误的答案，回答了人生的选择题。 这种内心的挣扎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选择。 2013年初，夫妇二人开始咨询北京市领养登记机关，发现自己完全符合《中国收养法》中“无子女、有抚养能力、未患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等条件。 他们先是领养了兄长之子，那时孩子已经5岁，因为兄长意外去世，嫂子无力抚养，这样的近亲收养也解决了他们对信任问题的顾虑。 2014年，他们又通过北京儿童福利院领养了一名出生仅3个月的女婴，取名孙宋乐，寓意孙维熙与宋春丽的快乐。 61岁才开始育儿，对宋春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她需要重新适应夜间哺乳、应对孩子突发疾病等问题，曾因过度劳累引发高血压住院。 但这些困难并没有让她退缩，反而让她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 宋春丽推掉了70%的演艺工作，专注陪伴孩子成长，在2020年《朗读者》节目中朗读了原创散文《我的两个小太阳》。 丈夫孙维熙也为女儿创作了儿童音乐剧《小太阳的旅行》，获得了“全国少儿艺术展演金奖”，实现了艺术生命的二次绽放。 如此看来，宋春丽夫妇的经历并非个例。 据2023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显示，1980年代结婚的丁克夫妇中，60岁以上群体“后悔率”达42.3%，主要原因是养老孤独和情感寄托缺失。 当然，也有像演员陈瑾这样坚持丁克至今的名人，她坦言养老要靠自己，已提前购置高端养老社区床位。 而导演冯小刚与徐帆则因为冯小刚白癜风担心遗传选择丁克，后来也领养了女儿朵儿，徐帆在访谈中称领养让他们的家终于完整了。 很显然，宋春丽的案例印证了清华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李强的观点，家庭本质是情感共同体，丁克选择需要警惕工具理性对情感需求的遮蔽。 同时，北师大女性研究中心主任王凤华也认为，其经历打破了女性必须在事业与生育间二选一的刻板印象，展现了人生选择的动态可能性。 宋春丽夫妇三十年丁克坚守与晚年领养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中国社会家庭观念的变迁，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个人主义觉醒到老龄化时代的情感需求回归。 他们的故事并非否定丁克选择的价值，而是揭示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无论是年轻时追求事业的笃定，还是晚年重构家庭的勇气，核心在于倾听内心真实需求。 毫无疑问，在人口结构转型与家庭形态多元化的今天，每个家庭都将获得更自由的选择空间，而爱与陪伴，永远是跨越形式的家庭内核。 宋春丽的经历提醒我们，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永远正确，而在于永远有选择的权利与改变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