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蒋纬国奄奄一息，可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蒋纬国心心念念的也是他的发妻石静宜，他嘱咐自己二十岁的混血妻子，一定要将自己和她葬在一起。 1943年的西安，留德归来的装甲兵军官蒋纬国，一米八的个头裹在笔挺军装里，胸前的铁十字徽章在舞会灯光下泛着冷光；西北“棉花大王”石凤翔的女儿石静宜，正踩着爵士乐的节奏旋转，石榴红的裙摆扫过地板，带起一阵淡淡的皂角香。 两人在舞池中央相撞时，石静宜手里的香槟杯晃了晃，酒液溅在蒋纬国的军靴上——她没道歉，反而仰头笑：“军官先生，你的舞步比坦克还僵硬。” 石凤翔初见蒋纬国时，把旱烟杆往八仙桌上一磕：“蒋家是政治漩涡，我女儿要的是能摘棉花的手，不是握权杖的手。” 胡宗南从中斡旋，带着蒋纬国在石家棉纺厂蹲了三天，看他跟着工人扛棉包、修机器，手掌磨出的血泡被石静宜用手帕包好，那方绣着棉花图案的手帕，后来成了蒋纬国的永久收藏。 1944年的婚礼简单得像场普通聚会，石静宜自己梳的发髻，蒋纬国借了战友的皮鞋；新房是间带土炕的民居，夜里两人就着煤油灯看地图，他讲德国的装甲战术，她讲陕西的棉田节气。 他们最大的痛是孩子。从1945到1953年，石静宜八次怀孕八次流产，最后一次躺在病床上，她拉着蒋纬国的手说：“下次我一定给你生个胖小子，像你一样穿军装。” 1953年秋，台北的医院飘着消毒水味，已怀孕九个月的石静宜盯着日历上蒋介石生日的红圈发呆。她对医生说想“让孩子沾沾爷爷的喜气”，这话传到蒋纬国耳朵里时，他正在美国的坦克训练场，话筒里的电流声混着妻子的笑声，像根棉线牵着他的心。 安胎针打了一针又一针，直到预产期过了十天，胎儿心率突然下降；催产针推入的瞬间，石静宜抓着床单的手指，把素色布料捏出了深深的褶子。 蒋纬国赶回台北时，灵堂的白烛已经燃尽了半截，他跪在石静宜的棺木前，手腕上多了只玉镯——那是石静宜的嫁妆，贵妃镯太小，他硬撑进去，骨节处勒出了红痕。 关于死因有两种说法：官方记录是“产后大出血”，坊间却传石家利用蒋纬国的名义走私棉纱。多年后蒋纬国在日记里写：“她只是想给我生个孩子，像所有普通女人一样。” 他在六张犁墓园选了块向阳的地，石静宜的墓碑旁留着两个空位，一个刻着养母姚冶诚的名字，另一个空白处，他用红漆笔描了自己的名字，描得太深，木牌都沁出了红痕。 1957年在东京，41岁的蒋纬国遇见了19岁的邱爱伦。她弹钢琴时手指修长，像石静宜摘棉花时的手，只是邱爱伦的指甲涂着蔻丹，不像石静宜的指缝里总嵌着洗不掉的棉絮灰。 邱爱伦为他生下蒋孝刚那天，蒋纬国抱着婴儿在病房里转圈，嘴里哼着石静宜教他的陕西民谣；邱爱伦看着他手腕上那只旧玉镯，突然说：“你心里住着别人。” 1975年宋美龄赴美，邱爱伦以“陪伴”为名离开，走前她把蒋孝刚的照片放在蒋纬国的书桌上，旁边就是石静宜的黑白照——两张照片隔着三十年光阴，像隔着一条无法逾越的河。 1997年的病房里，蒋纬国的呼吸弱得像风中残烛。他拉着邱爱伦的手往自己手腕上按，那里的玉镯已包浆成暗黄色，像块凝固的时光。 “葬……一起……”他用气声重复，眼睛望着窗外，仿佛能看见六张犁山上的那片墓地，石静宜的墓碑前，应该又开满了她喜欢的野棉花。 邱爱伦最终点头，或许是在他枯瘦的手腕与玉镯的缝隙里，看见了那个永远停留在30岁的石静宜——那个会踩着板凳修屋顶、会把柿饼焐软了给他吃的西北姑娘。 下葬那天，蒋孝刚发现父亲的骨灰坛上缠着红绳，那是石静宜嫁妆里的物件，脆得一扯就断，却被蒋纬国藏了四十多年。 墓碑上没有“陆军二级上将”“国安会秘书长”这些头衔，只刻着“蒋纬国暨夫人石静宜之墓”。阳光照在石静宜的名字上时，旁边的空位终于被填满——那个在汉中土坯房里承诺“生同衾，死同穴”的男人，终究没有食言。 只是不知道，当两抔骨灰在地下相遇时，蒋纬国会不会像当年在西安舞池那样，伸出手问一句：“石小姐，能请你跳支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