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山东大善人潘守廉路过济州的一条巷口时，无意中看见一个卖煎饼的妇女，顿感此女不凡——她虽衣着寒酸，但干净整洁，头发梳的一丝不苟，这让潘守廉眼前一亮。 竹蜻蜓在鏊子上转出圈纹，她左手捏着面团甩成薄饼，右手持铲翻折，指缝里嵌着的面粉簌簌落在炭灰里。有人来买饼，她数钱时指尖会在衣襟上蹭两下，像是怕把铜子儿弄脏。 三日后的雨夜，潘府院丁撞开书房门时，潘守廉正蘸着朱砂批公文。廊下那妇人抱着孩子站成桩，粗布褂子往下滴水，怀里的小被褥却裹得密不透风，孩子烧得脸蛋通红，她自己冻得嘴唇发紫，眼神却直勾勾盯着正厅的匾额，像在看救命符。 郎中说孩子得用人参吊气，她突然跪下去，膝盖砸在青石板上的响声惊飞了檐角的鸽子。潘守廉递过药钱，瞥见她藏在袖中的手——虎口有层厚茧，那是常年握铲烙饼磨出来的。 没人知道邱氏是怎么带着七个孩子离开济州的。只听说地主家的公子被她俩儿子泼了一身泥水后，扬言要拆了她那破屋。等邻里提着米去送时，只剩下鏊子倒扣在墙角，灶台上留着半袋没吃完的麦种。 济宁的风比济州烈，邱氏在巷口支起摊时，冻得直搓手。第一炉饼烙好，麦香顺着风钻进一顶路过的青呢小轿，轿帘掀开，潘守廉看见她正拿布巾擦鏊子边缘，连炭灰都抹得干干净净。 “我这后厨缺个打杂的。”潘守廉说。她却摇头，“孩子们夜里怕黑。”直到听说能带着最小的孩子住柴房，她才点头，补了句，“工钱我只要八成，剩下的折算成米，月底捎给老家的婆婆。” 潘家小公子断奶那日，邱氏抱着孩子在院里晃。小家伙扯她衣襟要奶吃，她解开自己的粗布褂子，露出的胸口有几道浅浅的疤——后来才知是生第七个孩子时难产留下的。 那年冬天的风像带着刀子。土匪翻墙而入时，内庭的孩子们正围着炭盆玩石子。“小公子在哪？”匪徒举着刀吼，邱氏突然把靳云鹏往前一推，那孩子踉跄着站稳，竟直直迎上刀锋。 事后有人嚼舌根，说她是想拿别人家的孩子换自己的平安。潘守廉却在柴房看见她对着油灯缝补，靳云鹏那件破棉袄的领口，被她用红布绣了个歪歪扭扭的“安”字。 谁能想到，这双拿惯了锅铲的手，会把两个少年推上同一张书桌？潘复练字时，她磨墨总磨到砚台发热；靳云鹏背书卡壳，她就烙张糖饼塞他手里，“慢慢啃，字跟饼一样，嚼碎了才咽得下。” 民国十一年的报纸上，靳云鹏和潘复的名字并排印在头版，一个任国务总理，一个刚组新阁。记者追问他们的“成功秘诀”，两人都沉默了，只让人往山东济宁送了两坛好酒。 酒送到时，邱氏已经走了。出殡那日，两列车队从县城排到村口，靳云鹏走在最前，玄色马褂的扣子扣到顶；潘复紧随其后，手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麦饼——那是他小时候偷藏的，邱氏发现了也没骂，只说“饿了就吃，别噎着”。 潘守廉站在老槐树下，看着纸钱在风里打着旋儿。他想起初见时她卖饼的模样，粗布衣裳洗得发白，发髻上插着根桃木簪，数钱时总要把铜子儿在围裙上蹭亮了才放进钱袋。 如今济州巷口的煎饼摊换了三代人，鏊子还是那口鏊子，只是再没人能把饼烙得那样——边缘焦脆，内里绵软，像极了那个女人的一生：在泥里扎根，却朝着光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