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张作霖的爹被人谋杀了，张作霖却还在玩骰子。母亲让张作霖去县衙门报官，不料，张作霖却摆摆手说：“不去！我这亲爹，不要也罢！”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走到没人的地方，他却突然狂奔起来。 那年奉天的秋老虎正烈，14岁的张作霖蹲在营口附近的赌场角落，粗瓷碗里的骰子转得咔嗒响。母亲的哭声像根针戳破嘈杂，他却盯着碗底那粒嵌进裂纹的骰子——父亲张有财三天前还在这里赢了钱，说要送他去私塾的。 消息是邻村货郎偷偷递来的：王连仲的人在回村的土路上动了手，尸体扔在乱葬岗。母亲抹着泪要往县衙跑，张作霖却拽住哥哥张作孚的袖口，眼神扫过赌场墙角那堆没人要的驴粪——那是他们约好的记号。 兄弟俩摸到村外废弃的驴棚时，草垛里的土猎枪还带着铁锈味。这杆枪是用张作霖赢的两个铜板，加上张作孚偷藏的压岁钱，托铁匠铺的远房表舅打的。棚顶漏下的月光，把枪托照得像块浸了水的木头。 深夜翻墙时，张作霖蹲在墙根当垫脚石，张作孚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枪托撞在砖墙上闷响一声。谁也没料到，第一个推门出来的不是王连仲，是起夜的老太太——黑暗里她的惊叫声像只被踩住的猫。 枪声在寂静的村子里炸开时，张作霖正往墙上递第二块石头。他看见哥哥举着枪僵在院里，家丁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火光照亮张作孚脸上的血——不知是自己的还是老太太的。 他没有喊，也没有冲进去，转身就往乱葬岗的方向跑。鞋跑丢了一只，脚心被碎石子划得火辣辣疼，可他不敢停——身后的狗吠声越来越近，像要把这14岁少年的影子撕碎在秋夜里。 村里人都说张家小子心狠，亲爹死了还赌钱；母亲哭了三天，以为两个儿子都废了。只有张作霖知道，那天在驴棚里，他往枪膛里塞火药时，手稳得像个常年使枪的猎户——有些事，哭没用，告官更没用。 那时的奉天乡下，县太爷的轿子半年才来一次，来了也是收完银子就走。张有财赢的那点钱，不够买通衙役的一顿酒；王连仲家的地租却能让半个村子的人闭嘴。或许正是这种叫天天不应的日子，把“靠自己”三个字，早早刻进了张作霖的骨头里。 张作孚后来判了十年刑，张作霖成了闯关东的流民。他在营口码头扛过包，在蒙古草原放过马，挨过饿也挨过打，可每次摸到腰间那把磨得发亮的匕首，就想起驴棚里那杆生锈的猎枪。 多年后他在奉天城当上巡防营统领，办公室墙上挂着幅《寒江独钓图》。有下属问他喜欢钓鱼？他笑了笑没说话，指尖划过画中渔翁的钓竿——那弧度，和当年他蹲在墙根当垫脚石时，脊背弯的弧度，一模一样。 如果那天他跟着母亲去报官了呢？如果张作孚没有误杀老太太呢？历史没有如果。但那个在没人处突然狂奔的少年，早已把“隐忍”和“决断”，酿成了闯荡乱世的酒——烈，却能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