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一名身患重症的孕妇正要进行手术，林巧稚拦下做手术的医生，说：“让她出院吧。” 那一年，一位名叫董莉的孕妇被推到了手术的边缘。 咱们先看看董莉当时是个啥情况，眼瞅着怀满3个月，本来以为坐稳了胎，结果晴天霹雳下来了：产检发现，在她子宫静脉口的位置，长了一个吓人的肿块。 当时协和的一众专家会诊，意见出奇的一致：必须手术，拿掉孩子，甚至可能要切除子宫。 董莉觉得天都塌了。切了子宫，意味着她这辈子彻底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她不甘心啊，跑遍了北京城的各大医院，得到的答复全是冷冰冰的摇头。 最后，她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林巧稚身上。 那时候的林巧稚，已经是业内的泰斗了。她接诊后，没有急着下结论，而是对着董莉的病历和检查单子，翻来覆去地看。她发现了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这个所谓的“肿瘤”，它的生长节奏似乎和妊娠反应有着某种诡异的同步。 林巧稚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断：这可能不是恶性肿瘤，而是一种罕见的“蜕膜瘤”。 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因为怀孕，身体激素变化搞出来的一个假性包块。只要孩子生下来，激素水平一降，这东西自己就消了。 但是，推断归推断，医学上讲究的是证据。在那个没有核磁共振、没有高精尖造影技术的年代，做出这个判断，全凭医生的经验和担当。 她看着董莉那双绝望又渴望的眼睛，心软了，也硬了。心软是对病人的同情，硬是对自己医术的自信。 她对董莉说：“你回家吧，不用做手术。” 看着董莉夫妇惊愕的表情，林巧稚又补了几条铁律：每周五必须来找我复查，一次都不能落。如果肿块有变大的趋势，那就没二话，立马手术；如果没变，咱们就赌一把。 这一赌，就是好几个月。 日子一天天过去，那个肿块居然真的老实了，没有继续恶化。 怀孕6个多月的时候，林巧稚亲自操刀，为董莉做了剖腹产手术。随着一声清脆的啼哭，一个健康的女儿降生了。更神奇的是，就在孩子出生后不久，那个让无数专家束手无策的“肿瘤”，真的像林巧稚预言的那样，自行消失了。 董莉夫妇抱着孩子哭成了泪人，给孩子取名叫“念林”，就是为了还要让孩子一辈子记住林巧稚的恩情。 林巧稚常说一句话：“医生不仅要治病，更要救人。”治病是修机器，救人则是要考虑病人的未来、病人的家庭，甚至是病人作为一个母亲的尊严。 这种“底气”是从哪来的？这就得说起林巧稚那个“开挂”一样的人生了。 林巧稚这辈子，好像就是为了妇产科而生的。她5岁那年，母亲因为宫颈癌去世。那个年代，女人生孩子就像过鬼门关，得了妇科病更是难以启齿，只能等死。母亲临终前痛苦的模样，像烙铁一样烫在小林巧稚的心上，她发誓长大要当医生，救天下的苦命女人。 1921年，她考进了大名鼎鼎的协和医学院。那可是当时中国医学界的“天花板”，录取分数高得吓人。 她在协和创造了太多记录：她是第一个毕业就被医院直接聘用的女医生，也是第一个在这个“男人的领地”里站稳脚跟的中国女性。 大家可能不知道，当年的协和，规矩大得很。助理医生要想升到住院医生，也就是能独立做手术的级别，通常得熬个三五年。可林巧稚只用了半年。 这中间还有个插曲。 那是一年圣诞节的前夜，洋医生们都去开派对、过节去了，医院里稍微资深点的大夫都不在。就在这时候，急诊送来一个子宫破裂的女病人，眼看人就不行了。 当时还是助理医生的林巧稚，按规矩是不能主刀的。她给上级打电话请示，结果没人接，或者不愿意来。 看着病人呼吸越来越弱，林巧稚把心一横：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她毅然走上手术台。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独立主刀。她没有慌乱，每一个动作都像是演练了千百遍一样精准，那一夜，她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一条命。 第二天，主任回来看到手术记录和病人的恢复情况，惊得下巴都快掉了。他当即拍板：这个林巧稚，提前晋升！ 你要觉得她只是天赋异禀，那就错了。她那是拿命在拼。上学那会儿，为了克服对尸体的恐惧，她晚自习后一个人溜进解剖室，对着白天学过的器官一遍遍地看、一遍遍地摸。她说，只有把人体结构刻在脑子里，上了手术台才不会手抖。 战争年代，协和医院一度被迫关闭。很多医生为了生计改行，或者远走高飞。林巧稚呢？她哪儿也没去，就在北京的胡同里弄了个小诊所。 这诊所开了6年，林巧稚不但没挣着钱，反而把老本都贴进去了。 那时候老百姓都传，东城有个“活菩萨”，医术神了，心肠更神。 林巧稚这一辈子，接生了5万多个孩子。这里面有袁隆平这样的国之栋梁，也有无数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她晚年的时候，身体其实很不好，但只要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她就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林大夫。她常告诫年轻医生：“看病不是修机器，离床医生不是好医生。” 1983年，林巧稚病危。昏迷中，她嘴里喊的还是：“产钳，快拿产钳来……” 她临终前立下遗嘱，把自己毕生的积蓄，只有3万块钱，全部捐给了托儿所和幼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