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之夜，郭沫若见新娘子太丑而愤怒离去，拒绝洞房。就在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新娘拉住他的衣袖哀求道：求求你，跟我圆房吧。郭沫若看了妻子一眼，依然转身离开了。 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如果新婚之夜被丈夫抛弃，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这辈子就完了，意味着她在婆家、在村里永远抬不起头做人。她这一声哀求，求的不是情欲，求的是生存，是一个旧时代女人活下去的最后一点尊严。 可是郭沫若呢？他回头看了妻子一眼，眼神里只有冷漠和厌恶。他用力甩开了那只手，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一夜，新房里只有张琼华一个人，守着那对越烧越短的红烛，哭干了眼泪。 很多人说，郭沫若这是反抗包办婚姻，是追求自由。这话听着好听，但咱们得讲道理。你反抗封建礼教，你去跟父母闹啊，你去跟媒人吵啊。你把气撒在一个也是受害者的女人身上，这算什么本事？张琼华有什么错？她也是父母之命，她也是身不由己。 这还没完。郭沫若在家里又待了五天。这五天，他就像个住在客栈的陌生人，对张琼华不理不睬，宁愿在厢房睡长板凳，也绝不踏进新房一步。五天后，他像是逃离瘟疫一样，收拾行李回了成都，后来更是直接去了日本留学。 这一走，就是二十六年。 在日本，郭沫若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精彩。他遇到了日本护士佐藤富子，两人自由恋爱，同居结婚，生了一堆孩子。郭沫若在诗里写着对安娜的爱，写着对自由的歌颂，写着《女神》那样狂放的诗句。他在日本享受着现代家庭的温馨，享受着爱情的滋润。 而远在四川乐山的张琼华呢？她在干什么？ 她在替郭沫若尽孝。 这就是这个故事最让人心寒的地方。张琼华虽然被丈夫抛弃了，但她骨子里认死了“生是郭家人，死是郭家鬼”。郭沫若走了，她就留下来照顾郭沫若的父母。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养老送终，所有本该是儿子儿媳尽的责任，她一个人全扛了。她甚至把郭沫若小时候读过的书、用过的笔，都像宝贝一样收得整整齐齐，盼着有一天那个男人能回来看看。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活死人，一个郭家的“高级保姆”。 直到1939年。那时候抗战全面爆发了，郭沫若从国外回来，带着他的新婚妻子——不是安娜，安娜已经被他留在日本了，这次是年轻貌美的于立群。 郭沫若带着于立群回老家探亲。这也是张琼华独守空房26年后，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丈夫。这时候的郭沫若，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文豪、抗战厅长，风光无限。而张琼华，已经熬成了一个满脸皱纹的半老徐娘。 当张琼华看到郭沫若身边那个年轻漂亮、知书达理，还给他生了孩子的于立群时，心里的滋味，咱们外人根本想象不出来。但她表现得异常大度，她把于立群当成贵客，忙前忙后地张罗，甚至把最好的房间让给他们住。 郭沫若看着这个为郭家操劳了半辈子的女人，心里哪怕是石头做的，也得软一下。他当着众人的面，对着张琼华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了一句：“这辈子，我只有愧对你。” 就这么一句话。 这句“对不起”，在张琼华几十年的孤苦面前，显得太轻太轻了。但这对于张琼华来说，仿佛就是天大的恩赐。她觉得自己这辈子的等待，好像就为了换这一句话。 后来，郭沫若又走了。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张琼华继续守在那个老宅子里，日子一天天过去，时代变了，大清亡了，民国走了，新中国成立了。她还是那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郭家大嫂。 她没有改嫁，也没有孩子。她的生活除了照顾老人，就是依靠回忆活着。她甚至连回忆都没有多少，只有那凄凉的新婚之夜，和那个绝情的背影。 1980年，张琼华在乐山病逝，享年90岁。她这辈子，整整守了68年的活寡。在她死后，人们整理她的遗物，发现她仅有的财产，除了几件破旧的衣服，就是郭沫若当年写回家的几封家书，被她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子底。 咱们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心情真的很复杂。 站在郭沫若的角度，他是新旧交替时代的牺牲品。他接受了新思想，追求个性解放，这本身没有错。让他去爱一个裹着小脚、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确实是违背他的人性的。他的愤怒，其实是对那个吃人的封建制度的愤怒。 但是，站在张琼华的角度，她何其无辜？她是那个时代最彻底的祭品。封建礼教剥夺了她受教育的权利，裹了她的脚，定了她的婚。然后，新时代的风潮来了，她的丈夫因为“进步”而抛弃了她，让她在冷宫里耗尽了一生。旧社会没放过她，新思想也没拯救她。 郭沫若把他的才情给了安娜，给了于立群，给了国家，给了文学，唯独把冷酷和残忍，全留给了张琼华。 那句“求求你，跟我圆房吧”，哪里是求欢，分明是一个溺水的人，在向唯一的救命稻草呼救。只可惜，那根稻草，觉得自己是艘奔向大海的巨轮，不屑于承载这沉重的旧时代负累。 咱们读历史，既要看大人物的丰功伟绩，也别忘了那些被历史车轮碾过的普通人。张琼华的名字，值得被记住，不是作为郭沫若的原配，而是作为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不幸女性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