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渣滓洞看守黄茂才被判处死刑，行刑当天，黄茂才突然大喊：“别杀我，我为江姐做了很多事情，我是无辜的！”   1948年的重庆渣滓洞，寒风凛冽，昏暗的牢房里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画面：几个被国民党认定为“杀人魔鬼”的女囚犯，竟然在一针一线地帮看守特务织毛衣，穿上这件御寒毛衣的看守叫黄茂才，正是这点看似微不足道的温情，敲开了这座所谓“活棺材”的缺口。   1925年出生的他，本是读书人苗子，母亲怕他被随意抓了壮丁当炮灰，无奈之下托人走了地主少爷刘重威的关系，这本是一次为了“求生”的奔走，却不想刘重威身兼绥靖公署特务要职，反而阴差阳错把黄茂才推进了特务机关的大门。   1945年，随着一纸调令，年轻的黄茂才从文书变成了渣滓洞的看守，站在了革命者的对立面，初入渣滓洞，上级不仅对他进行了严苛的“入职培训”，反复灌输犯人都是“十恶不赦”的观念，还让他亲眼目睹了特务头子李磊、徐贵林等人如何把人往死里打。   老虎凳、竹签子、满地血污，这些旨在震慑犯人的残酷刑罚，没吓住牢里的硬骨头，反而先吓坏了站在一旁的黄茂才，每天夜里，那些惨叫声都化作他的噩梦，他渐渐发现，比起牢里那些正气凛然、满腹经纶的“囚犯”，那些挥舞刑具、面目狰狞的长官才更像是真正的魔鬼。   真正让他心里防线彻底崩塌的，是来自老乡江竹筠的关怀与点拨，同样来自自贡，江竹筠非但没把这个小特务当敌人，反而看穿了他也是旧社会被剥削穷人的本质，那句“家里穷是被国民党害的”像锥子一样扎进黄茂才心里。   随着交往加深，为了验证这位“老乡”是否真心，地下党人决定冒死一试，当曾紫霞把第一封试探性的信件递出去后，大家悬着心等待，生怕等来的是刑具加身，黄茂才知道这薄薄一张纸的分量。   交上去，那是邀功请赏的铁证，换来的是犯人的皮开肉绽，送出去，自己若被发现，下场会比江竹筠更惨，挣扎许久，良知战胜了恐惧，黄茂才不仅把信送到了地下联络员况淑华手中，甚至开始化名“黄克诚”、“张力修”，变成了监狱内线。   短短大半年时间，他利用放风、采购的机会，在这个被严密封锁的孤岛中撕开了一道口子，向外传递了30多封信件，带回了急需的药品和《大公报》甚至让狱中党组织及时掌握了冉益智等叛徒的信息。   命运的黑色幽默在于，这身特务的皮，既掩护了他，也差点害死了他，1949年11月，就在渣滓洞大屠杀前夕，因国民党大规模遣散编外人员，黄茂才被踢出了队伍，离开前他冒死带出了胡其芬那份著名的《最后的报告》。   他以为回到老家教书就能掩埋这段灰暗过往，却没能逃过1951年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一封匿名举报信，让他被当作“渣滓洞屠夫”之一捆上了刑场，枪声响起前的最后一刻，被绝望笼罩的黄茂才拼尽全身力气嘶吼：“我为江姐做过事”这句悲怆的呐喊。   让行刑人员的手停在半空，哪怕没有直接物证，但这极不寻常的求生口供引起了重视，枪决被紧急叫停，改成了专案调查，这一查，虽然把命保住了，但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确凿的看守身份，加上当时缺乏幸存者的直接证词，他还是背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   在高墙内度过了漫长的改造岁月，这一冤，就是整整三十年，直到1981年，当年侥幸脱险的曾紫霞等人在自贡法院的调查取证中，看着旧照片流泪指认，那位在寒夜里帮她们送信的小看守是自己人。   那个曾在女牢门口瑟瑟发抖却紧握信件的年轻人，终于被历史还以清白，晚年的黄茂才回到了曾经的“工作岗位”重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不过这次他不再是拿着钥匙的看守，而是一名满头银发、声音沙哑的义务讲解员。   每当指着陈列柜里那些泛黄的信件，老人的手总会微微颤抖，向游人们讲述着那个关于抉择、勇气以及一件毛衣背后的惊心动魄。 信息来源：血色黎明：渣滓洞的狱中策反．厦门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