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洪学智看上了女兵张文。谁知，张文却嫌弃洪学智满脸麻子，本想婉言谢绝，结果张文的二哥仅用了一句话，张文就改变了主意，这是咋回事呢？ 彼时红四方面军刚走出草地，驻扎在瞻化县的山坡上，歌声顺着风从供给部的帐篷里飘出来，像山涧清泉撞在石头上，脆生生的。 那是张文在唱歌。 几天前的全军唱歌比赛，她代表供给部上台，《捉放牛歌》一开口，洪学智就从笔记本上抬起了头——这个坐在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位置上的年轻人，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打拍子，目光追着台上那个穿灰布军装的女兵，直到她领走第一名的奖状，他才发现自己手心竟有些出汗。 后来他去供给部检查工作，一进门就点名：“张文呢？再唱首通江民歌来听听。” 她正踩着缝纫机赶军装，针插在军衣领口，起身站得笔直，张口唱了《送郎当红军》，尾音在帐篷里打了个旋，惊飞了梁上一只小麻雀。 他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思，就这么明晃晃地亮了。 托谢政委去问时，张文却犯了嘀咕。 她17岁，正是爱俏的年纪，之前有两个白净的年轻战士追她，她都没点头，何况洪学智比她大六岁，脸上还有几粒麻点，像没洗干净的泥星子。 “我得问问我二哥。”她对谢政委说。 二哥在隔壁车间缝军裤，布料“唰唰”从他脚边过，听她说完，停下机器，拿粗布巾擦了擦手上的机油：“麻子咋了？你忘了九岁那年，地主婆拿竹条抽你，是谁把你护在身后的？” 张文的手猛地攥紧了——那年她在地主家当佣人，小少爷摔了碗，地主婆抓着她头发往墙上撞，是二哥冲进来把她拉到身后，自己胳膊上挨了三道血痕，半个月才消。 “脸能当饭吃？还是能替你扛枪打仗？”二哥的声音不高，却像锤子敲在她心上，“红军里的人，啥样的苦没吃过？人品正，靠得住，比啥都强。” 她想起洪学智递奖状时，手指关节上的厚茧——那是扛枪、背米袋磨出来的，不像地主家少爷的手，净是养尊处优的软肉。 傍晚的松树底下，她问他：“你脸上的麻子，咋来的？” 他咧嘴笑，用手指点着脸颊：“给地主当童工那阵，染了天花，老板把我扔破庙里，烧得说胡话，醒来就成这样了。” 她摸了摸自己额头——那里有道浅疤，是当年被地主婆撞的，藏在头发里，不细看瞧不见。 “那你为啥参军？”她又问。 “红军来了，分田地，打地主，穷人才能伸直腰杆做人。”他说得实在，像在说自家地里的收成。 那天的星星特别亮，他们从通江的山路说到草地的泥潭，说到后半夜，她忽然觉得，他脸上的麻点也没那么碍眼了，倒像是勋章，每一粒都藏着故事。 6月1日的婚礼简单得很，政治部办公室摆了几张木板凳，领导说了几句祝词，大家拍着手，她红着脸，把他塞过来的红糖块悄悄含进嘴里，甜得心里发慌。 两个月后，他随部队开赴抗日前线，她站在山坡上望，直到队伍变成天边的小黑点，嘴里的红糖味还没散。 这一别就是三年，杳无音讯。 有人劝她：“洪主任怕是……你还年轻，再找个人吧。” 她摇头，继续踩她的缝纫机，针脚比以前更密——她信他会回来，就像信红军一定能打跑反动派。 1939年，大女儿刚满月，抗大四大队要过敌人封锁线。 她抱着襁褓里的孩子，敲开老乡白银翠家的门，把孩子和几块银元塞过去：“大姐，等打跑了鬼子，我来接她。” 白银翠抹着泪点头，她转身就走，没敢回头——身后是孩子的哭声，身前是队伍的脚步声，她得跟上。 后来突破正太线时，枪林弹雨中，她忽然哼起了《八月桂花香》，歌声穿过硝烟，竟让身边的战士们脚步都稳了几分。 新中国成立后，她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当机要秘书，每天整理文件，钢笔尖在纸上沙沙走，像当年踩缝纫机的节奏。 再后来，她去长春橡胶八厂当副厂长，车间里的机器声比缝纫机响得多，她却总能听出哪台机器不对劲，就像当年听出哪个战士的军装尺寸不对一样。 1982年退休，她成了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理事，开会时总带着个旧搪瓷缸——那是洪学智当年用过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边角磕掉了一块，她却宝贝得很。 2022年3月27日，北京的春天刚冒芽，她走了，享年103岁。 遗物里，有一张泛黄的纸，是1936年唱歌比赛的奖状，边角磨破了，上面“张文”两个字，还带着当年的清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