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地下党员石淳刚把撤离暗号塞进墙缝，高烧烧得他视线发花，可更怕的是没来得及销毁的密信。 这烧不是凭空来的，前一晚他为了给三个联络点送撤离预警，在南京城的寒风里蹚了半宿的冰雨。石淳的公开身份是城南中学的国文老师，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既藏着他的粉笔灰，也藏着密密麻麻的情报暗号。此刻他蜷在租住的小阁楼里，额头烫得能烙饼，手却死死攥着贴身的油纸包——里面是下关码头新联络人的名单，还有上海局转来的药品输送路线，这些纸团要是落到保密局手里，至少五个地下站点会被连根拔起。 他原本没打算走得这么仓促，可早上校门口突然多了两个穿黑风衣的陌生面孔，那是保密局特有的“盯梢装”，他就知道自己大概率暴露了。塞完暗号，阁楼的木门就传来了轻叩声，不是组织约定的三长两短，石淳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他摸起床脚的半截砖头，另一只手还在往灶膛里够火种，想把密信烧个干净。可高烧让他的动作慢了半拍，手指刚碰到信纸，门外就响起了熟悉的声音：“石老师，我给你送退烧药来了。”是隔壁杂货铺的王婶，也是他的交通员之一。 王婶推门进来时，先反手闩上了门，又用围裙挡住了窗户，这才从怀里掏出个粗瓷碗，碗里的姜汤还冒着热气。她瞅见石淳手里的油纸包，瞬间明白了他的难处，压低声音说：“街口的岗哨刚换了班，最多一刻钟的空窗，密信我来处理，你顺着后巷的排水渠往秦淮河方向走，老地方有人接应。”石淳想摇头，他知道王婶的儿子还在保密局的看守所里，王婶要是被牵连，母子俩都得没命。可王婶已经抢过了油纸包，把姜汤往他手里塞，又从货架下拽出件旧棉袄：“穿上，别让人认出你的长衫，你活着，这些名单才有意义，我一把老骨头，他们未必上心。” 没人知道，石淳投身地下工作，最初是为了他的学生。1946年秋，他班里的两个进步学生因为印发反内战传单被特务抓走，再送回来时已是两具冰冷的尸体。那天他在课堂上盯着空荡荡的座位，粉笔在黑板上写断了三截，课后就找到了地下党联络站，攥着学生的遗物说：“我教的国文里，满是家国大义，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学生白死。”从那以后，他的课本里夹着情报，批改的作业里藏着暗号，连给学生的评语，都成了传递消息的密码。他曾在作文本上给一个学生批“文气通达，可再炼筋骨”，实际是通知对方联络点已加固防线；也曾用红笔圈出“烽火连三月”的诗句，提醒同志近期特务活动频繁。 此刻石淳裹着棉袄往巷口挪，身后的阁楼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夹杂着保密局特务的呵斥。他知道王婶是故意拖延时间，脚步顿了顿，却只能咬着牙往前跑，眼泪混着额头的冷汗往下淌。他摸了摸胸口，那里还藏着王婶塞给他的半块烧饼，也藏着没来得及说的感谢。跑出后巷时，接应的小船已经在秦淮河畔等着，船老大递给他件蓑衣，低声说：“王婶刚才往灶膛里扔了个鞭炮，说家里走水了，特务正忙着救火，估计能拖一阵子。” 石淳上船时回头望了眼城南的方向，那片熟悉的屋顶已经被浓烟罩住，他攥紧了拳头，高烧带来的眩晕和心底的绞痛缠在一起。他知道自己这一走，王婶大概率凶多吉少，可地下工作就是这样，总有人要做那块垫脚石，总有人要在黑夜里守着火种。那些没来得及销毁的密信，最终会随着王婶的“意外失火”化为灰烬，而他带着新的任务，要在更隐蔽的地方继续战斗。 这种牺牲从来不是孤例，1947年的南京城，每个地下工作者的口袋里都装着随时能赴死的决心，他们的长衫里藏着家国，粉笔里裹着信仰，哪怕高烧缠身、身陷绝境，也绝不会让情报落在敌人手里。那些在寒风里奔走的身影，那些用生命守护的秘密，才是那个冬天里最滚烫的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